〔63〕暨正始中，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以黍十二为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钟。皆向成讫，表求观试。时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请集朝英，议其得否。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经史复异，推造鲜据，非所宜行。时尚书令臣肇、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与《周礼》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礼》更造，成讫量校，从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诏书，以黍刊寸，并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时议者多云芳是。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二途参差，频经考议。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一尺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折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逾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到了正始年间，前任太乐令公孙崇擅自作主，用十二粒黍子排列的长度定为一寸，另造了一套尺度，并以此为基准定音律、刻钟器。这些工作都快要完成了，他就上表请求检验。当时皇帝下令太常卿刘芳，请他把朝廷里的有识之士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公孙崇的做法是否妥当。刘芳怀疑公孙崇的尺度和前朝的尺度不一样，又查考他的制作方法，发现和经史记载也不一致，认为他这种做法缺乏根据，不应该实行。这时候尚书令高肇、清河王元怿等人也认为公孙崇的做法荒谬，跟《周礼》不符，于是奏请让刘芳按照《周礼》重新制作一套，完成后再测量校对，从中选择好的来用。可刘芳认为前朝的尺度本来就合乎古制，就按照先前的诏令，用黍粒标定一寸，报给朝廷，用来裁定钟磬等乐器的尺寸。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觉得刘芳对。只有黄门侍郎孙惠蔚跟公孙崇站一边。两边意见不统一，反复考议了好几次。后来高肇认可了刘芳的做法。公孙崇去世以后，孙惠蔚自己也造了一把尺，还说跟公孙崇一样，可拿它跟公孙崇的尺一比，却自相矛盾。大家仔细掂量，还是认为刘芳的一尺比较在理。这时尚书匡上表说：刘芳和孙惠蔚的两把尺，长短偏差，考察两种律制，容积也差很多，用中等大小的黍子去比较这两家，也都参差不齐，找不出一个折中的标准，于是自己另立一套方案，请求评议判决。当时议事的官员有的支持匡，但两边说法太乱，没能当时定下来。高肇又说：“秤、斗、尺这些东西已经推行很久了，现在争论的，怎么能越过以前的旨意呢？应该沿用前朝旧尺作为标准。”
〔64〕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坐，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尊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钟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己，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案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恒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从那以后，匡和肇在朝堂上大声争吵，言语脸色都很严厉，上下等级失去了正常的次序，尊卑之间不再有常规。匡又上表罗列，认为自己十点正确，说刘芳十点错误。他还说：“肇之前接到皇帝命令，和刘芳一起监督营造钟石，想要建立钟石的名声，传播制作的声誉。于是依仗宰相的尊位，凭借舅舅的势力，随心所欲地予取予夺、褒贬是非，结党刘芳，阻止我做事情。对那些迎合势头的人，用恩惠的言语接待；对依据经典古制的人，就发怒斥责。虽然没有像赵高指鹿为马那样颠倒是非，也没有移天换日，但确实让有涵养的人坐立不安，让有道义的人不敢在宴席上开口。”又说：“刘芳以前和崇争论时，总是说是自己创作的；现在和我讨论，忽然又说是先朝制定的。这难道不是起初认为可行就想自己占有，后来知道错误就推给先朝吗？这完全不符合大臣的体统，深深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又在权臣面前较量，在偏颇者手中衡量，我必定会被砍去双脚在朝廷之上，像卞和一样抱着璞玉流落在外。”他这些嚣张放肆的言论，在朝廷内外到处传扬。
〔65〕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出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臣案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
然而，匡的职责是掌管财务出纳和提出建议，权衡度量正是他的分内事。如果他有什么见解，能分辨好坏，就应该首先提出正确的观点，及早辨清各种疑惑，为什么默不作声地随声附和，一句话也不说，等芳把事情做成了，才说出这样的话？估计芳的才学跟匡相差很远，见解的深浅也不应该相提并论。现在才发表意见，恐怕是出于私心，借用别人的智慧来图谋虚假的名声。何况匡在上表中说：“所依据的铜权，形状和古书上记载的一样，明显是汉朝制造的，不是王莽另外做的。”等查看铜权上的铭文，写着“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如果王莽是在辅佐汉朝的时候，怎么会有铭文伪造‘新’的年号呢？再查王莽的传记，说王莽摄政时就改变了汉朝的制度。核对这两个证据，不是汉朝的铜权就很清楚了。又说“芳制造的尺子，比先朝的尺子短。我已经比较过了，权然相合。”又说“芳的尺子和千金堰的不同。”我又测量比较，发现它们有差异，多次浮夸不实，难以作为标准。又说“共同捏造虚伪的由头，胡乱制造似是而非的东西，假托是先朝的制作，说不是自己造的”。我查证这种欺诈行为，是在匡身上，不在芳身上。为什么这样说呢？
〔66〕芳先被敕，专造钟律，管籥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钟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见。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何以宰物？肇若无此，匡既诬毁宰相，讪谤时政，阻惑朝听，不敬至甚。请以肇、匡并禁尚书，推穷其原，付廷尉定罪。
芳之前接到皇帝命令，专门负责制作钟律，管乐器的好坏由他裁定，而度量衡本来不是他的职责。先前门下省向芳要尺度标准，芳书面报告说：“依照先朝颁布的新尺，再配合黍粒测量，不增不减，用来制作钟律，调整分寸罢了。”查核匡制造时，是在芳提交报告一年之后，芳在那时，匡还没有参与争论，就已经有这份报告了，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计算崇所造的寸法，用了十二粒黍，大家都知道。而芳造寸法，只用十粒黍，也是大家都看到的。先朝诏书用黍粒来确定寸法，首尾很清楚，哪有随意自己取用的道理？肇身居宰相高位，百官仰望，言行举止必须符合众人的期望。如果依仗权势结党营私，假托先朝诏书，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那样，那就是魏国的赵高，凭什么治理国家？如果肇没有这些行为，那么匡就是诬蔑宰相，诽谤时政，阻挠惑乱朝廷听闻，不敬之罪极其严重。请求将肇和匡一同关押在尚书省，彻底追究根源，交给廷尉定罪。
〔67〕诏曰“可”。有司奏匡诬肇，处匡死刑。宣武恕死，降为光禄大夫。又兼宗正卿。出为兖州刺史。匡临发，帝引见于东堂，劳勉之。匡犹以尺度金石之事，国之大经，前虽为南台所弹，然犹许更议。若议之日，愿听臣暂赴。帝曰：“刘芳学高一时，深明典故。其所据者，与先朝尺乃寸过一黍，何得复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执不经，后议之日，何待赴都也。”
皇帝下诏说“可以”。有关部门上奏说匡诬陷了肇，判处匡死刑。宣武帝饶了他的死罪，降职为光禄大夫。后来又兼任宗正卿。外调担任兖州刺史。匡临出发前，皇帝在东堂接见他，慰劳勉励他。匡仍然认为制定度量衡标准这类事是国家的大法，之前虽然被御史台弹劾，但还是允许重新讨论。如果讨论那天，希望准许我暂时回京。皇帝说：“刘芳学问当世第一，非常熟悉典章制度。他依据的尺子，比先朝的尺子每寸多出一黍，怎么能再说这是先朝的本意呢？你既然所执的见解不合经典，以后讨论的时候，何必等你回都城呢？”
〔68〕明帝初，入为御史中尉。匡严于弹纠，始奏于忠，次弹高聪等免官，灵太后并不许。违其纠恶之心，又虑匡辞解，欲奖安之，进号安南将军，后加镇东将军。
北魏孝明帝刚即位那会儿，他进京做了御史中尉。匡这个人特别严格，专管检举弹劾的事。他先是上奏弹劾于忠，接着又弹劾高聪等人，让他们丢了官，可灵太后都不批准。这让匡想打击坏人的心思落了空，太后又怕他会辞职不干，就想安抚奖励他，于是升了他的官号，叫他安南将军，后来又加封为镇东将军。
〔69〕匡屡请更权衡不已，于是诏曰：“谨权审度，自昔令典，定章革历，往代良规。匡宗室贤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贵，以时验决。必务权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诏曰：“故广平殇王洛侯体自恭宗，茂年薨殒，国除祀废，不祀忽诸。匡亲同若子，私继岁久，宜树维城，永兹盘石，可特袭王爵，封东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讫，请集朝士议定是非，诏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列议定以闻。太师、高阳王雍等议，以为“晋中书监荀勖所造之尺，与高祖所定，毫厘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时亦准议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迈前王，睿明下烛，不刊之式，事难变改。臣等参论，请停匡议，永遵先皇之制。”诏从之。
匡多次请求更改度量衡，始终没有停止。于是皇上下了一道诏书说：“谨慎地把握度量衡，从古以来就是好的制度；制定章程，改革历法，也是前代的好规矩。匡是皇族中的贤明之人，留心这件事已经很长时间了，可以让他再召集儒生和显贵们，按时检验并做出决定。一定要让度量衡的标准恰到好处，使寸籥这样小的单位都没有差错。”接着又下诏说：“已故的广平殇王元洛侯，是恭宗的后代，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封国被废除，祭祀也没有了，转眼间就无人祭奠了。匡和他关系亲密如同父子，私下过继继承已经多年，现在应该为他树立藩卫，让国家像磐石一样稳固，可以特准匡继承王爵，封为东平郡王。”匡把制造的尺子完成后，请求召集朝廷官员讨论对错。皇上把这事交给门下省、尚书省、三府和九卿，让他们商量出结果后上报。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商议后认为：“晋朝中书监荀勖制造的尺，与孝文帝制定的尺，毫厘之间大致相同。侍中崔光得到的古象尺，当时也按照商议结果被批准使用。我们敬想孝文帝德行超过前代君王，圣明洞察，这种不可更改的成式，很难改变。臣等经过讨论，请求停止匡的建议，永远遵守先皇的制度。”皇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70〕匡每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澄时致执夺。匡刚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犹在僧寺，乃复修事，将与澄相攻。澄颇知之，后将赴省，与匡逢遇，驺卒相挝，朝野骇愕。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诏付八议，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后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寻为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遇疾，还京。孝昌初，卒，谥曰文贞。后追复本爵，改封济南王。
元匡每次有奏请，尚书令任城王元澄总是强行驳回阻挡。元匡性格刚烈狭隘，心里因此很不服气。他先前做好的棺材还放在寺院里，就又重新修整，准备和元澄拼死一搏。元澄很了解这事，后来要去尚书省，碰巧和元匡遇上，双方的随从骑士互相殴打起来，朝野上下都震惊了。元澄于是以此弹劾元匡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了死刑。皇帝下诏交给八议审议，特别宽恕了他，只削去爵位、免去官职。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为他申辩。后来朝廷特别任命他为平州刺史，又调任青州刺史。不久担任关右都督、兼尚书行台。后来得病，回到京城。孝昌初年去世，谥号文贞。后来又追复原来的爵位，改封为济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