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
萧望之，字长倩，是东海郡兰陵县人，后来迁居到杜陵。他家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他喜欢学习，研究《齐诗》，侍奉同县的后仓将近十年。按照朝廷命令到太常那里学习，又侍奉同学博士白奇，还跟从夏侯胜请教《论语》和《礼服》。京城的儒生们都称赞他。
〔2〕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长史丙吉荐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皆召见。先是，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光既诛桀等，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望之独不肯听，自引出阁曰：“不愿见。”吏牵持匈匈。光闻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说光曰：“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史。三岁间，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下车趋门，传呼甚宠，顾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望之曰：“各从其志。”
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掌朝政，长史丙吉推荐儒生王仲翁和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和盖长公主密谋杀害霍光，霍光诛杀上官桀等人后，出入都加强戒备。官吏百姓要见他的，必须脱衣搜身，去掉兵器，由两个官吏挟持着。唯独萧望之不肯听从，自己走出阁门说：“我不愿意见。”官吏们拉扯他，吵吵嚷嚷。霍光听说后，告诉官吏不要挟持他。萧望之走到跟前，劝霍光说：“将军凭借功勋和德行辅佐年幼的君主，将要推行伟大的教化，达到天下太平，因此天下的士人都伸长脖子踮起脚，争着愿意效力，来辅佐您的高明。如今要见您的士人都要先脱衣搜身、被挟持，恐怕这不是周公辅佐成王时亲自吐哺握发、礼贤下士的礼节吧。”于是霍光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人都补任了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升到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因为考中射策甲科做了郎官，代理小苑东门候。王仲翁出入有奴仆侍从，下车进门时，传呼很受宠，回头对萧望之说：“你不肯随波逐流，反而做守门小官吗？”萧望之说：“各人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
〔3〕后数年，坐弟犯法，不得宿卫，免归为郡吏。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过了几年，因为弟弟犯法受到牵连，不能担任宫中宿卫，被免官回乡做了郡里的官吏。御史大夫魏相征召萧望之做属官，经过考察认为他廉洁，升任为大行治礼丞。
〔4〕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前67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无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其后霍氏竟谋反诛，望之浸益任用。
当时，大将军霍光去世，他的儿子霍禹又担任大司马，侄子霍山兼管尚书事务，霍家亲属都在宫中担任宿卫和内侍。地节三年夏天，京城下冰雹，萧望之借此机会上奏疏，希望皇帝赐予清闲的宴席，让他当面陈述灾异的意义。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过萧望之的名声，说：“这就是东海的萧生吗？交给少府宋畸询问情况，不要有什么忌讳。”萧望之回答，认为：“《春秋》记载鲁昭公三年下大雨冰雹，当时季氏专权，最终驱逐了昭公。假如鲁君能觉察天象变化，应该不会有这种祸害。如今陛下凭借圣德即位，思考政事寻求贤才，这是尧、舜的用心。但是吉祥的征兆没有到来，阴阳不和，这是因为大臣执政，一姓专权造成的。树枝太大就会伤害树根，私家太盛就会危害公室。希望英明的君主亲自处理万机，选拔同姓宗亲，推举贤才，作为心腹，让他们参与政事谋划，让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确陈述他们的职责，来考核功能。这样，各种事情就能治理，公道就能树立，奸邪就会堵塞，私权就会废除了。”奏对后，天子任命萧望之为谒者。当时，皇上刚即位，想进用贤良，很多人上书陈说有利国家的事，皇上就下发给萧望之询问情况，高明的请丞相御史任用，次一等的由中二千石试任职务，满一年后报告情况，低等的回复知道，有的罢免回乡，萧望之奏报的处理意见都被批准。他接连升迁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三次升迁，官至二千石。后来霍氏果然谋反被诛杀，萧望之逐渐被重用。
〔5〕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以望之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远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谏官以补郡吏，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愿陛下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诸侯闻之，则知国家纳谏忧政，亡有阙遗。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几乎！外郡不治，岂足忧哉？”书闻，征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视事。
这时，朝廷选拔通晓政事的博士、谏大夫补充郡守和诸侯国相，萧望之被任命为平原郡太守。萧望之一心想留在朝廷，如今远去做郡守，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上疏说：“陛下哀怜百姓，担心德政教化不能普及，所以把谏官都派出去补充郡吏，这可以说是忧虑小事而忘了根本。朝廷没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就不知道过错，国家没有通达事理的士人就听不到善言。希望陛下选拔精通经术、温故知新、通晓微妙谋虑的人作为内臣，让他们参与政事。诸侯听到后，就知道国家纳谏忧政，没有遗漏。如果这样不懈怠，成康之治的盛世大概就差不多了！外郡治理不好，哪里值得忧虑呢？”奏疏呈上后，他被征召入朝代理少府。宣帝观察萧望之通晓经术、稳重，议论有余，才能胜任宰相，想详细考察他处理政事的能力，又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从少府调出担任左冯翊，认为是降职，担心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上书称病。皇上听说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传达旨意说：“任用你都是让你治理百姓来考核功绩。你之前任平原太守时间短，所以再在三辅地区试用你，并不是因为听说你有什么过失。”萧望之于是到任理事。
〔6〕是岁，西羌反，汉遣后将军征之。京兆尹张敞上书言：“国兵在外，军以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余积，虽羌虏以破，来春民食必乏。穷辟之处，买亡所得，县官谷度不足以振之。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务益致谷以豫备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与少府李强议，以为：“民函明阳之气，有好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于义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一人得生，十人以丧，如此，伯夷之行坏，公绰之名灭。政教一倾，虽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复。古者臧于民，不足则取，有余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
这一年，西羌反叛，汉朝派后将军征讨。京兆尹张敞上书说：“国家军队在外，军队在夏天出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官吏百姓都要供应运输，农事很荒废，平时没有积蓄，虽然羌虏已被打败，但明年春天百姓粮食一定会缺乏。穷僻的地方，买不到粮食，官府仓库的粮食估计不够赈济。希望下令让各种有罪的人，除了盗窃受贿杀人以及犯法不能赦免的，都可以按照等级向这八个郡交纳粮食来赎罪。务必多增加粮食来预备百姓的急用。”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讨论，萧望之和少府李强商议，认为：“百姓含有阴阳之气，有好义和贪利之心，这要靠教化来引导。尧在上位，不能去掉百姓贪利之心，但能让他们的贪利之心不超过好义之心；即使桀在上位，不能去掉百姓好义之心，但能让他们的好义之心不超过贪利之心。所以尧和桀的区别，在于义和利罢了，教导百姓不能不慎重。如今想让人用粮食来赎罪，这样富人可以活命，穷人只有死罪，这是贫富不同刑罚而法律不统一。人之常情，贫穷的人，父兄被囚禁，听说出钱可以活命，做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的祸患、败乱的行为，去追求财利，来救亲戚。一个人得救，十个人因此丧命，这样，伯夷的品行就败坏了，公绰的名声就毁灭了。政教一旦倾斜，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恐怕也不能恢复。古代把财富藏在民间，不足时就取用，有余时就给予。《诗经》说‘爱及矜人，哀此鳏寡’，这是上施恩于下。又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是下急于上。现在有西边的战事，百姓失去耕作，即使按户按口征收赋税来赡养他们的困乏，也是古代的通义，百姓不认为不对。用死来救生，恐怕不行。陛下布施德教，教化已经成功，尧、舜也不能超过。现在提议开辟求利之路来伤害已成的教化，我私下感到痛心。”
〔7〕于是天子复下其议两府，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敞曰：“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间，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又诸盗及杀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赎；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议者或颇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赎，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乱？《甫刑》之罚，小过赦，薄罪赎，有金选之品，所从来久矣，何贼之所生？敞备皂衣二十余年，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敞幸得备列卿，以辅两府为职，不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又把这项建议下发给两府（丞相府和御史府）讨论，丞相和御史用责难的口吻问张敞。张敞说：“少府和左冯翊所说的，不过是常人的保守见解罢了。从前先帝征伐四夷，军队行动三十多年，百姓还没有增加赋税，而军费供给充足。如今羌虏只是一隅的小夷，在山谷间跳梁，汉朝只是让罪人出钱减罪来诛灭他们，这个名义比烦扰良民、横征暴敛要好得多。再说那些盗贼和杀人犯不道之人，是百姓所痛恨的，都不能赎罪；而窝藏首犯、知情不报、放纵罪犯、做不该做的事这类人，议论的人有的说这些法律可以废除，现在趁此机会让他们赎罪，其便利是很明显的，怎么会扰乱教化呢？《甫刑》中的刑罚，小过错赦免，轻罪可以用钱赎，有金选的不同等级，由来已久，哪里会产生盗贼？我张敞身穿黑衣（官服）二十多年，曾听说罪人赎罪，没有听说盗贼因此兴起。我私下哀怜凉州遭受敌寇，正当秋收之时，百姓还有饥乏，病死在道路上，何况到明年春天将更加困苦呢！不早考虑救济的办法，却引用常规来责难，恐怕以后会受重责。常人可以用常规来约束，但不能用权变来要求。我侥幸能够位列九卿，以辅佐两府为职责，不敢不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