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鲁史不得而书，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记，或阙或诬，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儒先所未发。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书，曰《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谦为益加校定，皆传于学者。天历初，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
金履祥曾经说过：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写了《外纪》，用来记录前代的事情，但这两本书没有根据儒家经典，而是相信诸子百家的说法，是非对错不符合圣人的标准，不能当作信史流传。帝尧之前的历史，没有经过孔子的整理，本来就荒诞难考。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编了《春秋》，但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大事，如果没有通过使节正式通报，鲁国史书就不能记载，也不是孔子能通过修改简单加上的。再说了，《左传》的记载，有的残缺，有的不实，这类情况都不能用“解释经书”当借口。于是，金履祥采用邵雍的《皇极经世历》和胡宏的《皇王大纪》的体例，做了增删和折中，全部以《尚书》为主，向下包括《诗经》《礼记》《春秋》，同时也参考其他史书和诸子著作，按年月编排事件，从唐尧开始，一直排到《资治通鉴》之前，编成一部书，共二十卷，叫《通鉴前编》。凡是引用的书，他都加上自己的解释，来订正书中的含义，很多见解是先儒没有说过的。书写成后，他交给学生许谦说：「二帝三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世，那些精微的言论和美好的行为，是后代君王应该效法的；战国时申不害、商鞅的权谋之术，他们苛刻的法律和混乱的政令，也是后代君王应该警戒的。所以这部书不能不编写啊。」他写的其他书，有《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尚书表注》四卷，许谦又替他做了校订，这些书都在学者中流传。天历初年，廉访使郑允中上表把他的书进献给朝廷。
〔12〕初，履祥既见王柏，首问为学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举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为学之大方也。及见何基，基谓之曰：“会之屡言贤者之贤，理欲之分，便当自今始。”会之，盖柏字也。当时议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静，柏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履祥则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
当初，金履祥见到王柏后，首先问求学的门道，王柏告诉他说一定要先树立志向，并举出前代儒者的话：用恭敬的心态来坚守志向，靠立志来确立根本，志向建立在事物的表层之上，恭敬体现在事物的内在之中，这就是求学的大方向。后来他见到何基，何基对他说：“会之（王柏的字）多次称赞你的贤德，天理和人欲的区别，应当从今天开始分清。”当时的评论认为何基清廉耿直、纯朴实在，像尹焞（尹和静）；王柏高明刚正，像谢良佐（谢上蔡）；而金履祥亲身受到他们两个的教导，能把两家的学问都吸收到自己身上。
〔13〕履祥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统初，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移书学官，祠履祥于乡学。至正中，赐谥文安。
金履祥居住在仁山脚下，求学的人因此称他为仁山先生。大德年间去世。元统初年，同乡吴师道担任国子博士，写信给学官，在乡学中祭祀金履祥。至正年间，朝廷赐谥号文安。
〔14〕许谦，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寿，宋刑部尚书。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进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时。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师法终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华，至谦五世，为金华人。父觥，登淳祐七年1247进士第，仕未显以殁。
许谦，字益之，祖籍是京兆人。他的第九代祖先许延寿，在宋朝担任刑部尚书。第八代祖先许仲容，担任过太子洗马。许仲容有两个儿子，叫许洸和许洞，许洞通过科举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以文章和政事闻名于当时。许洸的儿子许寔，拜在海陵胡瑗门下学习，能够始终坚持师承的学问。许家从平江迁居到婺州金华，到许谦是第五代，因此成为了金华人。许谦的父亲许觥，考中淳祐七年进士，但仕途不顺早早就去世了。
〔15〕谦生数岁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入耳辄不忘。稍长，肆力于学，立程以自课，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虽疾恙不废。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履祥语之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醯酱既加，则酸咸顿异。子来见我已三日，而犹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耶！”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于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许谦才几岁就成了孤儿，刚会说话的时候，伯母陶氏就口授《孝经》《论语》给他，他听过就不忘记。稍微长大后，他尽力学习，制定计划来督促自己，拿来四部书分白天黑夜地读，即使生病也不停止。后来就到金履祥门下学习，金履祥对他说：“读书人做学问，好比五种调味品放在一起调和，加了醋和酱之后，酸咸的味道就立刻不同了。你来见我已经三天了，却仍然和普通人一样，难道是我的学问没有什么能感动启发你吗？”许谦听了之后，感到警惧。过了几年，他完全领会了老师传授的学问的深奥之处。他什么书都读，深入探求圣贤的精微道理，即使是不完整的文章和多余的话语，都不敢忽视。有不能通晓的地方，就不敢勉强解释；对于前代儒者的学说，有不认同的地方，也不苟且赞同。
〔16〕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辞约意广，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读《诗集传》，有《名物钞》八卷，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补先儒之未备，仍存其逸义，旁采远援，而以己意终之。读《书集传》，有《丛说》六卷。其观史，有《治忽几微》，仿史家年经国纬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1086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备其世数，总其年岁，原其兴亡，著其善恶。盖以为光卒，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诚理乱之几也。故附于续经而书孔子卒之义，以致其意焉。
在读《四书章句集注》时，他写了《丛说》二十卷，对学者说：“学习要以圣人为标准，但必须先领会圣人的本心，然后才能学习圣人做的事。圣贤的本心都存在于《四书》中，而《四书》的义理在朱熹的注解里已经很完备了，只是它的文字简练但意义深远，读者怎么能用轻率的心态去读呢？”读《诗集传》时，他写了《名物钞》八卷，校正了读音和解释，考证了名物和制度，来补充前代儒者没有完备的地方，同时保存了那些散失的义理，广泛收集材料，远取旁证，然后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读《书集传》时，他写了《丛说》六卷。在阅览史书时，他写了《治忽几微》，仿照史学家按年记事的体例，从太皞氏开始，到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去世为止。他完备地列出各个朝代，总括了年份，推究了兴亡的原因，彰显了善恶。大概他认为司马光去世后，中国的治理就无法再复兴了，这确实是治乱的关键。所以他把这件事附在续经之后，并仿照《春秋》记载孔子去世的笔法，来表达他的深意。
〔17〕又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尝谓：“学者孰不曰辟异端，苟不深探其隐，而识其所以然，能辨其同异，别其是非也几希。”又尝句读《九经》《仪礼》及《春秋三传》，于其宏纲要领，错简衍文，悉别以铅黄朱墨，意有所明，则表而见之。其后吴师道购得吕祖谦点校《仪礼》，视谦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条而已。谦不喜矜露，所为诗文，非扶翼经义，张维世教，则未尝轻笔之书也。
他还著有《自省编》，白天做了什么，晚上必定记下来；那些不能记下的事情，就不去做。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经济、刑法、文字学、音韵学、医经、术数等学问，没有不全面贯通的；连佛家、道家的言论，也深入探究了其中的底蕴。他曾经说：“读书人谁不说要排斥异端？如果不能深究其中的隐微，明白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么能辨别它们同异、是非的人，恐怕很少。”他又曾给《九经》《仪礼》和《春秋三传》断句标注，对其中的宏大纲要、错简、衍文，都用铅黄朱墨等颜色分别标出；心中有所领悟，就标示出来。后来吴师道购得吕祖谦点校的《仪礼》，拿来与他校定的本子对照，不同的只有十三条。他不喜欢矜夸显露，所写的诗文，如果不是为了扶持经义、维护世教，就从不轻易下笔。
〔18〕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自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摄其粗疏，入于密微。闻者方倾耳听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曰：“此义、利之所由分也。”谦笃于孝友，有绝人之行。其处世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或访以典礼政事，谦观其会通，而为之折衷，闻者无不厌服。
延祐初年，许谦住在东阳八华山，学者们一致前来追随他。不久他开门讲学，远到幽州、冀州、齐鲁一带，近到荆州、扬州、吴越地区，都不怕千里迢迢来求学。他教导人非常真诚详尽，里里外外都尽心竭力，曾经说：“自己有知识，让别人也知道，难道不快乐吗！”有时有人问难，但语言表达不清楚，他就替他们说出想说的话，解决他们的疑惑。讨论讲解，整天不疲倦，从粗疏之处入手，进入精密的境界。听讲的人正侧耳倾听，而他讲得更加真切。对懒惰的人激励他，对冒进的人抑制他，对拘谨的人开导他，对放纵的人约束他。门下弟子登记在册的有一千多人，根据各人的资质，都有所得。但他唯独不教科举文章，说：“这是义和利的分界。”许谦非常孝顺友爱，有超乎常人的品行。他处世不拘泥于古代，也不随波逐流。不出乡里四十年，各地士人以不能成为他的弟子为耻，经过他家乡的官员绅士，一定到他家问候。有人询问典礼政事，许谦观察它们的会通之处，加以折中，听到的人没有不佩服的。
〔19〕大德中，荧惑入南斗句己而行，谦以为灾在吴、楚，窃深忧之。是岁大侵，谦貌加瘠，或问曰：“岂食不足邪？”谦曰：“今公私匮竭，道殣相望，吾能独饱邪！”其处心盖如此。廉访使刘庭直、副使赵宏伟，皆中州雅望，于谦深加推服，论荐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义者，前后章数十上；而郡复以遗逸应诏；乡闱大比，请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节，独以身任正学之重，远近学者，以其身之安否，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尝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为白云先生。朝廷赐谥文懿。
大德年间，火星运行到南斗星宿，停留滞缓，许谦认为灾祸将在吴、楚一带发生，暗自深深担忧。这一年发生大饥荒，许谦面容更加消瘦，有人问他：‘难道是因为吃不饱吗？’许谦答道：‘如今官府和民间都已财用枯竭，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我怎能独自吃饱呢！’他就是这样存心。廉访使刘庭直、副使赵宏伟，都是中原有名望的人，对许谦十分推崇佩服，在朝廷上推荐他；朝廷内外的知名大臣列举他的品行道义，前后上了几十道奏章；而地方官府又举荐他为遗逸之士以响应朝廷征召；乡试大比时，请他去主持文衡。但都没能使他出仕。到了晚年，他独自承担起正统学说的重担，远近的学者都根据他身体安康与否来判断此道的兴衰。至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曾以白云山人自称，世人称他为白云先生。朝廷赐谥文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