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姚燧，字端甫，世系见燧伯父枢传。父格。燧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枢隐居苏门，谓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杨奂驰书止之曰：“燧，令器也，长自有成尔，何以急为！”且许醮以女。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时未尝为文，视流辈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则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稍就正于衡，衡亦赏其辞，且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钧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1270，衡以国子祭酒教贵胄，奏召旧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驿致馆下。
姚燧，字端甫，他的家族世系记载在他伯父姚枢的传记里。父亲叫姚格。姚燧三岁时父亲去世，成了孤儿，由伯父姚枢抚养。姚枢隐居在苏门，认为姚燧愚昧无知，教导督促非常急切，姚燧无法承受。杨奂派人送信劝阻姚枢说："姚燧是优秀的人才，长大自然会有成就，何必这么着急呢！"并且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姚燧十三岁时，在苏门拜见了许衡。十八岁，才到长安开始学习。当时他未曾写文章，看同辈人写的文章，只要看到他们不如古人，心里就不以为然。二十四岁，才开始读韩愈的文章，试着学习写作，别人说他有作者的风格。后来向许衡请教，许衡也欣赏他的文辞，并告诫他说："弓箭是器物，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如果盗贼得到了它，也将用来害人。文章固然是让士人闻名于世的利器，但如果你先有了能盖过一世的声名，将怎么应付那些来役使你的人呢？不是合适的人却给他文章，和不是合适的人却拒绝给他，都是错误的，这不是立身处世的方法。"至元七年，许衡以国子祭酒的身份教授贵族子弟，上奏召回旧的弟子十二人，姚燧从太原驿站被送到学馆。
〔2〕燧年三十八，始为秦王府文学。未几，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十二年1275，以秦王命，安辑庸蜀。明年，汉嘉新附，入谕其民。又奉命招王立于合州。又明年，抚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称职。十七年1280，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逮系诖误，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调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兴学赈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1286，自湖北奉旨趋朝。明年，为翰林直学士。二十七年1290，授大司农丞。元贞元年1295，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初置检阅官，究核故事，燧与侍读高道凝总裁之，书成。大德五年1301，授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移病太平。九年1305，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姚燧三十八岁时，才开始担任秦王府的文学官。不久，被授予奉议大夫，同时兼任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的学校事务。至元十二年，他根据秦王的命令，去安抚庸蜀地区。第二年，汉嘉刚刚归附，他进入当地晓谕百姓。又奉命到合州招抚王立。又过了一年，他巡视安抚夔州府。总共三次出使蜀地，都很称职。至元十七年，他被任命为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在延安审理囚犯时，将因牵连而误被逮捕的人全部释放，人们佩服他的明察果断。调任山南湖北道。巡视澧州，兴办学校，救济百姓，孜孜不倦好像怕来不及一样。至元二十三年，他从湖北奉旨赶往朝廷。第二年，担任翰林直学士。至元二十七年，被授予大司农丞。元贞元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被召来修撰《世祖实录》。当时首次设置检阅官，负责审核考究旧事，姚燧与侍读高道凝共同总裁此事，书编成。大德五年，被授予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称病调任太平。大德九年，被任命为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3〕至大元年1308，仁宗居藩邸，开宫师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汉征四皓故事，起燧为太子宾客。未几，除承旨学士，寻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谕燧，燧拜辞，谢曰：“昔臣先伯父枢尝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四年1311，得告南归，中书以承旨召；明年，复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谥曰文。
至大元年时，仁宗还住在王府，开设了宫师府，姚燧当时已经七十岁，仁宗派正字吕洙，按照汉朝征召商山四皓的先例，起用姚燧做太子宾客。没过多久，又任命他当承旨学士，接着拜为太子少傅。武宗当面告诉他这个任命，姚燧推辞，婉言谢绝说：“以前我伯父姚枢曾当过这个官，他都不敢接受，我怎么敢接受呢！”第二年，授予他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的官职。至大四年，他告老回到南方，中书省又用承旨的职位召他；第二年，再次召他。姚燧因为生病，都没有去上任。最后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谥号叫“文”。
〔4〕燧先在苏门山时，读《通鉴纲目》，尝病国统散于逐年，不能一览而得其离合之概，至告病江东，著《国统离合表》若干卷，年经而国纬之，如《史记》诸《表》，将附朱熹《凡例》之后，复取徽、建二本校仇，得三误焉，序于《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220，徽本作‘延康元年220’。《凡例》：中岁改元，在兴废存亡之际，以前为正。当从建本，于建安二十五年220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223，徽本大书‘三年223，后主禅建兴元年223’，建本无‘三年225’，则昭烈为无终。徽、建皆曰‘后主’，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尽十六卷，凡曰后主者，皆失于刊正也。当于三年下注‘帝禅建兴元年223’，明年大书‘帝禅建兴二年224’，庶前后无龃龉也。其三，天宝十五载注‘肃宗皇帝至德元载’，明年惟曰‘二载’，为无始。当大书‘二载’上加‘肃宗皇帝至德’，使上同于开元。三者钧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统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兴，才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异，岂不于统大有关乎！”详见《序篇》。
先前我在苏门山的时候，读《通鉴纲目》，曾经苦恼于国家的统系分散在逐年记载中，不能一眼看清其分合的大致情况，于是告病回到江东，撰写了《国统离合表》若干卷，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就像《史记》中的各种表一样，准备附在朱熹的《凡例》后面。又拿来徽本和建本两种版本校对，发现了三处错误，就为《表》写了序言放在开头。大致内容说：第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写成“延康元年”。《凡例》说：年中改元，在兴废存亡的关头，应以前一个年号为正。应当遵从建本，在建安二十五年下面注明“改元延康”。第二，章武三年，徽本大字书写“三年，后主禅建兴元年”，建本没有“三年”字样，这样一来昭烈帝就没有了终结年份。徽本和建本都称“后主”，这对君臣父子的教化危害很大，从第十四卷到第十六卷，凡是称“后主”的地方，都是刊刻上的错误。应当在三年下面注明“帝禅建兴元年”，第二年大字书写“帝禅建兴二年”，这样前后就没有矛盾了。第三，天宝十五载注明“肃宗皇帝至德元载”，第二年只说“二载”，缺少起始。应当大字书写“二载”，在它上面加上“肃宗皇帝至德”，使它上面与开元年间一致。这三处错误都一样有失妥当，但建安年号被采用、至德年号被去掉，统系本来还在。至于章武距离建兴才三年，竟然就有皇帝父亲、主子儿子的差异，难道对统系关系不大吗！详见《序篇》。
〔5〕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谓世无知燧者，曰：“岂惟知之，读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犹寡。”燧曰：“世固有厌空桑而思闻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彼复有班孟坚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则为去圣贤也有级而不远，其文虽无谢、尹之知，不害于行后。岂有一言几乎古，而不闻之将来乎！”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又稍广置燕乐，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否则弗易得也。时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倾赀结朝臣。一日，欲求燧诗文，燧靳不与，至奉旨，乃与之。王赠谢币帛、金玉、名画五十篚，盛陈致燧。燧即分散诸属官及史胥侍从，止留金银，付翰林院为公用器皿，燧一无所取。人问之，燧曰：“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其器识豪迈过人类如此。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埙，圻，城。
姚燧的学问，得益于许衡，他通过穷究事理获得知识，并亲身实践，成为当世著名的儒者。他写文章内容广博详备，豪放而不放纵，刚健而不严厉，气势宏大，有西汉的文风，宋末的弊病陋习因此被改变。大概在延祐年间以前，文章大家没有谁能超过他。有人说世上没有了解姚燧的人，姚燧说：“岂止是了解，读我的文章能断句，断句后能理解其中意思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他又说：“世上原本就有厌弃高雅音乐而想听敲击瓦罐的人吗？但文章靠道来判断轻重，道也靠文章来判断轻重。假如再有班固这样的人出现，品评古今人物，在九品中必定会把欧阳修放在第一等，那么距离圣贤虽然有等级但并不遥远，他的文章即使没有谢枋得、尹洙的赏识，也不妨碍流传后世。难道会有一句话近乎古人，而不被将来的人知晓吗？”当时的孝子贤孙，想要宣扬祖先的德行，一定得求到姚燧的文章才能流传取信；那些得不到的，常常感到惭愧耻辱。所以三十年间，朝廷名臣、世代功勋、显赫的行为和美德，都由姚燧来书写。每次有人来求文，一定是他本人的品行事业值得嘉许，才答应写，文辞没有溢美之词。如果对方稍微备办宴席音乐，姚燧就为此高兴而提笔大书，否则不容易得到。当时高丽沈阳王父子，与皇室联姻，倾尽钱财结交朝中大臣。一天，想求姚燧的诗文，姚燧吝惜不给，直到奉了圣旨才给了。沈阳王赠送谢礼——丝帛、金玉、名画共五十箱，隆重地陈列送给姚燧。姚燧立刻把它们分给各位属官以及史官、侍从，只留下金银，交付给翰林院作为公用器皿，自己什么也没拿。有人问他为什么，姚燧说：“那是藩邦小国，只把财货利益看得很重，我能轻视这些东西，让他们知道天朝并不在意这些。”他的器量见识豪迈超过常人到了这种程度。但他颇为恃才傲物，轻视赵孟頫、元明善等人，所以君子因此批评他。他平生所著的《牧庵文集》五十卷流传于世。他有三个儿子：姚埙、姚圻、姚城。
〔6〕郭贯，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见推择，为枢密中书掾，调南康路经历，擢广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会例格，授济南路经历。至元二十七年1290，拜监察御史。承诏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儿父子专权，久不迁调，蠹政害民。三十年1293，佥湖南肃政廉访司事。大德初，迁湖北道，言“今四省军马，以数万计，征八百媳妇国，深入为炎瘴万里不毛之地，无益于国。”五年1268，迁江西道，赈恤饥民，有惠政，入为御史台都事。八年1271，迁集贤待制，进翰林直学士，奉诏与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别速台彻里帖木儿往镇高丽。十一年1274，召为河东廉访副使。
郭贯，字安道，保定人。因为才能和品行被推举选拔，担任枢密院和中书省的属官，调任南康路经历，升任广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遇上条例限制，被授予济南路经历。至元二十七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奉命去划分江北沿淮的草地，弹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儿父子专权，长期不被调任，败坏政事祸害百姓。三十年，担任湖南肃政廉访司佥事。大德初年，调任湖北道，进言说：“现在四省的军队，数以万计，去征讨八百媳妇国，深入炎热瘴气、万里不毛之地，对国家没有好处。”五年，调任江西道，救济抚恤饥民，有善政，入朝担任御史台都事。八年，升任集贤待制，又晋升为翰林直学士，奉诏与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别速台彻里帖木儿一同去镇守高丽。十一年，被召入朝任河东廉访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