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热审始永乐二年1404，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寻并宽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1427五、六、七月，连谕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八百余人。七年1432二月，亲阅法司所进系囚罪状，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1506，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1430一审录事例，行于在京，而略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诏可。嘉靖十年1531，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二十三年1544，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法司亦如之。”报可。隆庆五年1571，令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1611，方大暑省刑，而热审矜疑疏未下。刑部侍郎沈应文以狱囚久滞，乞暂豁矜疑者。未报。明日，法司尽按囚籍军徒杖罪未结者五十三人，发大兴、宛平二县监候，乃以疏闻。神宗亦不罪也。旧例，每年热审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四十四年1616不举行。明年，又逾两月，命未下，会暑雨，狱中多疫。言官以热审愆期、朝审不行、诏狱理刑无人三事交章上请。又请释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罣误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皆不报。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亢旱，下诏清狱。中允黄道周言：“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之内系两尚书，不闻有抗疏争者，尚足回天意乎？”两尚书谓李日宣、陈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能从。
热审开始于永乐二年，起初只是判决遣送轻罪，命令出狱听候处理而已。不久就放宽到徒流以下的罪犯。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续告谕三法司记录上报在押囚犯的罪状，总共判决遣送了二千八百多人。宣德七年二月，皇帝亲自审阅法司送来的在押囚犯罪状，判决遣送了一千多人，减轻刑罚让缴纳财物赎罪，春审从此开始。六月，又因为天气炎热，命令除了确实犯死罪的以外，全部尽早发遣，并且快速告谕京城内外的刑狱都照此办理。成化年间，热审开始有了重罪可以怜悯、有疑问的，轻罪减轻刑罚，枷号释放等条例。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书杨守随说：“每年热审的条例，在北京实行而不在南京实行。五年一次审录的条例，在京城实行，而忽略外地。现在应该通行到南京，凡是审囚，三法司都会审，在外地的审录，也依照这个条例。”皇帝下诏同意。嘉靖十年，下令每年热审和五年审录的时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的，都减一年。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给事中罗崇奎说：“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的，也应该像成化年间那样依照钦恤枷号的规定，暂时免除，到六月终止。南京的法司也照此办理。”得到批准。隆庆五年，下令赃银十两以上、监禁已久产业耗尽、或者本人已死的，热审时免于追缴，释放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正值大暑节省刑罚，但热审中怜悯有疑问的奏疏没有下来。刑部侍郎沈应文因为狱囚长期滞留，请求暂时豁免有疑问的囚犯。没有答复。第二天，法司全部按照囚犯名册，将军、徒、杖罪未结案的五十三个囚犯，发送到大兴、宛平两县监禁等候，然后上奏。神宗也没有怪罪。按照旧例，每年热审从小满后十多天开始，司礼监传旨下到刑部，就立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本上奏，通行南京法司，一同审理拟定后上奏。京城从命令下达之日起到六月终止。南京从刑部公文到达之日起算，也满两个月为止。万历四十四年没有举行。第二年，又过了两个月，命令还没有下达，正赶上暑天下雨，狱中很多人得病。言官们以热审延期、朝审不举行、诏狱没有理刑官三件事，接连上奏请求。又请求释放楚宗室英嫶、蕴钫等五十多人，以及被牵连的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人。都没有答复。崇祯十五年四月大旱，下诏清理监狱。中允黄道周说：“朝廷内外斋戒住宿为百姓请命，但五天之内关押了两个尚书，没听说有抗疏争辩的，这还能挽回天意吗？”两个尚书指的是李日宣和陈新甲。皇帝正对他们非常生气，没有听从。
〔7〕历朝无寒审之制，崇祯十年1637，以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审，命所司求故事。尚书郑三俊乃引数事以奏，言：“谨按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癸未，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法司进月系囚数，凡数百人，大辟仅十之一。成祖谕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系不决，天气沍寒，必有听其冤死者。’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九年1411十一月，刑科曹润等言：‘昔以天寒，审释轻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责，遂诏：‘徒流以下三日内决放，重罪当系者恤之，无令死于饥寒。’十二年1414十一月，复令以疑狱名上，亲阅之。宣德四年1429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嗣后，世宗、神宗或以灾异修刑，或以覃恩布德。寒审虽无近例，而先朝宽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纳其言。然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遣副都御史李庆赍玺书，命皇太子录南京囚，赎杂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1429冬，以天气沍寒，敕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因谓夏原吉等曰：“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无愧古人。”此寒审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详也。
历代都没有寒审的制度，崇祯十年，因为代州知州郭正中的奏疏提到寒审，命令有关部门查找以前的旧例。尚书郑三俊于是引用了几件事上奏，说：“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日，太祖告谕刑部尚书杨靖，‘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和杀人的判处死刑，其余死罪都让他们运粮食到北方边境来赎罪’。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进呈每个月在押囚犯的数量，总共几百人，死刑只占十分之一。成祖告谕吕震说：‘这些人既然不是死罪，却长期关押不判决，天气寒冷，一定有被冤枉致死的。’凡是杂犯死罪以下的约二百人，全部准许赎罪发遣。永乐九年十一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人说：‘以前因为天寒，审理释放轻罪囚犯。现在囚犯有的被关押一年以上，而且一个月内病死的就有九百三十多人，狱吏的狠毒简直不忍心说。’成祖召见法司严厉责备，于是下诏：‘徒刑流放以下三天内判决释放，重罪应当关押的要体恤他们，不要让他们死于饥寒。’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又命令把疑案的名册呈上，皇帝亲自审阅。宣德四年十月，因为皇太子千秋节，减轻杂犯死罪以下的刑罚，宽宥笞杖和戴枷锁的罪犯。此后，世宗、神宗有时因为灾异而调整刑罚，有时因为广施恩德而布施。寒审虽然没有近来的例子，但先朝的宽大做法，都是值得取法的。”奏疏呈上，皇帝采纳了他的话。然而永乐十一年十月，派遣副都御史李庆带着诏书，命令皇太子审录南京的囚犯，允许杂犯死罪以下的赎罪。宣德四年冬天，因为天气寒冷，命令南北刑官全部记录在押囚犯上报，不分轻重。于是对夏原吉等人说：“尧、舜的时代，百姓不犯法，成王、康王的时候，刑罚搁置不用，都是君臣同心同德的结果。我德行浅薄，你们要努力辅佐，希望无愧于古人。”这是寒审最著名的例子，郑三俊也没有时间详细说明。
〔8〕在外恤刑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初，太祖患刑狱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恒等治各道囚，而敕谕之。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正统六年1441四月，以灾异频见，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复以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两京刑狱，亦赐敕。后评事马豫言：“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今后宜勿听妄指，果有赃证，御史、按察司会审，方许论决。若未审录有伤死者，毋得准例升赏。”是年，出死囚以下无数。九年1444，山东副使王裕言：“囚狱当会审，而御史及三司官或逾年一会，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会按察司详审，释遣甚众。今莫若罢会审之例，而行详审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员，专审诸狱。”部持旧制不可废。帝命审例仍旧，复如详审例，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失出者姑勿问，涉赃私者究如律。成化元年1465，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复请如正统例。部议以诸方多事，不行。八年1472，乃分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敕书郑重遣之。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1469于兹，乞更如例行。”帝从其请。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者至，则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1564，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绝者免监追。万历四年1576，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皆由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统十一年1446，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南、北直隶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许执问。嘉靖间制，审录官一省事竣，总计前后所奏，依准改驳多寡，通行考核。改驳数多者听劾。故恤刑之权重，而责亦匪轻。此中外法司审录之大较也。
在外地恤刑会审的条例，定于成化年间。起初，太祖担心刑狱被蒙蔽，分别派遣御史林愿、石恒等人审理各道的囚犯，并下诏告谕他们。宣宗晚上读《周官·立政》中的“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谨慎地对待你的诉讼，以延长我周朝的国运），感慨叹息，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此。于是告谕三法司：“我体会上帝好生之德，只对刑罚心存怜悯。命令你们详细复核天下的重大案件，但犯人在千万里之外，依次等待处决，怎能没有冤屈？”于是派遣官员审录。正统六年四月，因为灾异频繁出现，命令派遣三法司的官员详细审理天下疑案。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一同奉命前往，又任命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理两京的刑狱，也赐予敕书。后来评事马豫进言：“我奉命审理刑狱，私下看到各处抓获的强盗，大多是因为仇人指认攀扯，拷打逼供成案，不等详细上报，死伤的人很多。今后应该不要听信胡乱指认，确实有赃物证据的，由御史和按察司会审，才允许判决。如果没有经过审录就有死伤的，不得按例升赏。”这一年，释放了死囚以下无数人。正统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进言：“囚犯案件应当会审，但御史和三司官有时过了一年才会审一次，囚犯很多病死。以前常常派遣御史会同按察司详细审理，释放遣送了很多。现在不如取消会审的条例，而实行详细审理的方法，命令派遣一名按察司官，专门审理各个监狱。”刑部认为旧制不能废除。皇帝命令审例依旧，但再按照详审例，选拔一名按察司官与巡按御史一同审理。有错误放过的暂且不问，涉及贪污私利的按法律追究。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为灾异再次请求按照正统年间的例子。刑部商议认为各地多事，没有实行。成化八年，才分别派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同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审录，郑重地发下敕书派遣他们。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说：“自从八年派遣官员后，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请求再按例进行。”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到成化十七年，定下在京五年大审的制度。就在这一年派遣部寺官员分赴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官一到，就释放了很多囚犯。嘉靖四十三年，规定坐赃不到一百两、产业已尽的人，免于监禁追赃。万历四年，下令杂犯死罪准徒五年的，以及两次犯徒罪应总徒四年的，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都减等。这些都是由恤刑官上奏定下的。因此得以保全的人更多了。起初，正统十一年，派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理南、北直隶的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的，允许逮捕审问。嘉靖年间的制度，审录官在一个省办完事后，总计前后所上奏的，根据批准和改驳的多少，进行统一考核。改驳数量多的，允许弹劾。所以恤刑官的权力很重，但责任也不轻。这就是朝廷内外法司审录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