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旦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于是礼部汇总了群臣关于郊祀的议论，上奏说：“主张分祭的，有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但认为要慎重对待现有制度且时机未到的，有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并以山川坛为方丘的，有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合祭但不认为分祭不对的，有尚书方献夫等二百零六人；没有明确意见的，有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我们恭敬地奉皇帝命令，折中大家的意见。分祭的意义，符合古礼，但是一旦修建坛壝，工程浩大。《礼记》说，屋下祭祀称为帝，既然称为昊天上帝，就应当在屋下祭祀。应该仍然在大祀殿专门祭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专门祭祀皇地祇。这样既没有新建的劳费，行礼也方便。”皇帝又指示应当遵循皇祖的旧制，在坛上露天祭祀，分为南北郊，在冬至夏至日举行。夏言于是上奏说：“南郊合祭，沿袭已久，朱熹所说的千五百年没有人整理。而陛下独自打破千古的谬误，一旦实行，真可以说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毫无悖逆了。”
〔10〕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1575，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不久，命令户部、礼部、工部三部官员与夏言等人一起到南郊选择地点。南天门外有一座自然形成的土丘，大家都说旧丘位置偏东，不宜沿用。礼部官员想在具服殿稍南的地方建造圜丘。夏言又上奏说：“圜丘祭天，应该选在高而开阔的地方，以展现对天神的敬畏。大祀殿祭享上帝，应该选在清静幽深之处，以尽虔诚侍奉的诚意。两种祭祀的时令意义不同，那么坛和殿的距离，也应该有所区别。请求在具服殿稍南建造大祀殿，而将圜丘再往前移，地势高峻，可以与大祀殿相当。”皇帝批示“可以”。于是建造圜丘，这年十月完工。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东郊、西郊，也相继完工，分祭的制度于是确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人编纂了《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是太祖所定，新礼是世宗所定。
〔11〕洪武元年1368，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1399，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洪武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祀。有关部门讨论配祀的人选。太祖谦让不同意，亲自写文章告祭太庙说：“历代拥有天下的人，都以祖先配享上天。我独自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功业尚未完成，政治有缺失。去年上天给予警告，东南方有声音，雷火烧毁了船只，击中了宫殿的屋脊吻兽，我早晚警惕，恐怕不能承受上帝好生之德，所以不敢轻易以祖先配享。唯有祖神与天相通，如果上帝询问，希望将我所作所为奏报上帝，善恶不隐瞒。等南郊祭祀结束，我率领百官恭敬地到太庙，报告完成大礼，共同享受上帝赐予的福分。”第二年夏至，将要祭祀方丘，群臣再次请求。于是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享于圜丘。第二年祭祀方丘，也这样。建文元年，改为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改元时，敕令说：“太祖受命于天，开创皇业。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次安定天下。圣德神功，都配得上天地。《易经》说，‘隆重地进献上帝，以配享祖先’。我崇敬祖先，永远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祭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享。”于是在郊祀前告祭太庙和几筵，请求太祖、太宗一起配享。
〔12〕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太祖、太宗一起配享，父子同列，考察经书要旨，不能没有疑问。我认为周人郊祭后稷以配天，太祖足以担当。明堂祭文王以配上帝，太宗足以担当。”礼部大臣集中讨论，认为二祖配享已经一百多年，不应该轻易改变。皇帝下达敕令，想要在冬至夏至日奉太祖配享南、北郊，正月奉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开配享，在道理上不协调，并且抄录了仁宗所撰写的敕令和告庙文进呈。皇帝又命令在东阁集中讨论，大家都认为：“太庙的祭祀，历代圣君按照昭穆排列相对，不嫌并列。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样隆盛，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都是天，那么配天的祖先，不应该缺少一个。我们私下认为南、北郊和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该二祖一起配享。”皇帝最终认为并配不合礼制，告诉阁臣认真研究。张璁等人说：“《礼记》说：‘如果有此礼仪，没有人敢废除。’凡是祭祀都这样，何况祖宗配享的大典？而且古代郊祭和明堂在不同地方，所以可以分开配享。现在圜丘、大祀殿都在南郊范围内，冬至举行报祭而太宗不参与，正月举行祈祭而太祖不参与，心里实在不安。”皇帝又回答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天只有一个，祖也只有一个。所以大报天的祭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享。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能配天吗？但开天立极，本来是高皇帝开创的。比如周朝的王业，武王实际完成，但配天只用后稷，配上帝只用文王，当时没有听说争论功德。”于是命令停止议论。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殷、周的郊祭，只配一位祖先。后世儒者穿凿附会，把郊和丘分为两处，以及误解《易经》配考、《孝经》严父的意义，导致唐朝、宋朝改变古制，出现了二祖一起配享、三帝一起配享的事。希望陛下自己决断，依照之前的敕令。”皇帝回复说：“礼部大臣之前引用太庙不嫌同堂。但祭祀上帝与祭祀祖先不同，这个说法不恰当。”仍然命令再讨论。于是礼部大臣再次上奏：“南、北郊虽然说是祖制，实际上是今天新创。请求按照圣旨，都只奉太祖单独配享。至于大祀殿，是太祖所建，现在如果太宗不能在其中配享，恐怕太宗不安，应该仍然奉二祖一起配享。”于是按照这个建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