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洪武元年1368，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洪武元年，中书省的大臣李善长等人奉皇帝命令撰写并呈上了《郊祀议》，大致内容如下：
〔3〕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畤，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帝王侍奉上天要明白天意，祭祀大地要了解地德，所以冬至祭天报答上天，夏至祭地报答大地，这是顺应阴阳的道理。在南郊的圆形高坛祭天，在北郊的方形水池祭地，这是顺应阴阳的方位。《周礼·大司乐》说：“冬至日，祭天神；夏至日，祭地神。”《礼记》说：“在郊外祭天，在国都内祭社。”又说：“郊祭是为了彰显天道，社祭是为了彰显地道。”《尚书》说：“敢明白地告知皇天后土。”按古时有的叫地祇，有的叫后土，有的叫社，都是祭祀大地，都是相对于天而言的。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正确礼仪，也是解释经书的正确说法。自从秦朝设立四畤，祭祀白、青、黄、赤四位天帝。汉高祖又增加北畤，同时祭祀黑帝。到汉武帝时有雍五畤，以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的祠庙，但昊天上帝的祭祀却从未举行过。魏晋以后，尊崇郑玄的人认为天有六名，每年有九次祭祀。尊崇王肃的人认为天只有一个，哪来六个？一年两次祭祀，哪来九次？虽然变革不同，但大体上多采用这两家的说法。自从汉武帝采用祠官宽舒的建议，在汾阴的土丘上建立后土祠，礼仪如同祭天。而后世因此在北郊之外，仍然祭祀后土。又因为郑玄被纬书迷惑，认为夏至在方丘上祭祀昆仑的神，七月在泰折坛祭祀神州的神，分成了两个。后世因此一年两次祭祀。元始年间，王莽上奏撤销甘泉泰畤，恢复长安的南北郊。在正月上辛或丁日，天子亲自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汉朝经历唐朝，一千多年间，都沿袭合祭。其中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位皇帝而已。宋朝元丰年间，讨论废除合祭。绍圣、政和年间，有时分祭有时合祭。宋高宗南渡以后，只采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开始合祭天地和五方帝，不久又设立南郊，专门祭天。泰定年间，又合祭。元文宗至顺以后，只祭祀昊天上帝。现在应当遵循古制，在南北郊分别祭祀天地。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配祭。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配祭。
〔4〕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1370，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1374，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1376，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1377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1379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1420，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明太祖按照这个建议实行了。在钟山的南面建造了圜丘，在钟山的北面建造了方丘。洪武三年，增加在圜丘祭祀风云雷雨，在方丘祭祀天下山川之神。七年，在南北郊增设了天下神祇坛。九年，确定了郊社的礼仪，即使有三年之丧也不废止。十年秋天，太祖因为斋戒时遇到阴雨，看了京房关于灾异的说法，认为分祭天地，情感上有所不安，下令在南郊建造大祀殿。这年冬至，因为大殿工程未完成，于是在奉天殿合祭，并亲自撰写祝文，意思是君王侍奉天地如同父母，不应该分开安置。于是规定每年正月合祭，成为永久的制度。十二年正月，开始在大祀殿合祭，太祖亲自写了《大祀文》和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城的大祀殿建成，规制与南京相同。南京旧的郊坛，国家有大事时，就派遣官员去告祭。
〔5〕嘉靖九年1530，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嘉靖九年，明世宗已经制定了《明伦大典》，更加深入思考礼制建设的事情，对于郊庙和百神的祭祀，都想斟酌古法，改正旧制。于是问大学士张璁：“《尚书》说烧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祭后稷以配天，明堂祭文王以配上帝’，这是从形体和主宰的不同来说的。朱熹说，在坛上祭祀叫天，在屋下祭祀叫帝。现在大祀有殿，是屋下祭帝而已，没有见到祭天的礼仪。况且上帝和皇地祇合祭一处，也不是专祭上帝。”张璁说：“开国初年遵循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合祭。有人说大祀殿下面是坛上面是屋，屋就是明堂，坛就是圜丘，历代圣君相承，也是孔子遵从周礼的意思。”皇帝又告诉张璁：“冬至夏至分祭，是万代不可改变的礼仪。现在大祀殿模仿周朝明堂或许接近了，但认为它就是圜丘，实在没有道理。”张璁于是详细陈述了《周礼》以及宋朝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论的分合异同来回答。并且说祖制已经确定，不敢轻易议论。皇帝急切想确定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太祖神位前占卜，不吉利。于是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细陈述了制度的沿革来回答。又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微等待一些时日，广泛选拔儒臣，讨论恢复古制。皇帝再次在太祖神位前占卜，又不吉利，议论就暂时搁置了。
〔6〕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这时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亲蚕礼。皇帝认为古代天子在南郊亲自耕种，皇后在北郊亲自养蚕，正好与所讨论的郊祀互为表里，于是命令张璁告诉夏言陈述郊祀的建议。夏言于是上疏说：“国家合祭天地，以及太祖、太宗并配，各坛的从祀，不在冬至夏至举行而在正月举行，都不符合古典。应该让群臣广泛考证《诗经》《尚书》《礼经》所记载的郊祀文字，以及汉朝、宋朝各位儒臣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再加上太祖开国初年分祭的旧制，陛下亲自裁决。这是中兴的大业。”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人诋毁夏言的说法不对，皇帝严厉斥责了他们。于是下令礼部让群臣各自陈述意见。并且说：“王汝梅等人引用《召诰》中郊祭用二牛，说是明明白白地合祭天地。用二牛，是一个天帝一个配位，不是天地各一牛。又有人说天地合祭，是儿子侍奉父母的道理，比作夫妇同房。这些言论，亵渎轻慢太过分了。又有人说郊是祭天，社稷是祭地。古代没有北郊，社是祭五土之神，好比五方帝，不是皇地祇。社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可以根据所在地来祭祀。所以《礼记》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祭地。”张璁于是抄录呈上《郊祀考议》一册。
〔7〕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当时詹事霍韬极力反对郊祀的议论，并且说分祭的说法，只见于《周礼》，是王莽这个贼子的伪书，不足以作为依据，于是夏言又上疏说：
〔8〕《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艹貍}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周礼》这本书，对于祭祀讲得很详细。《大宗伯》记载祭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等礼仪；祭祀地神，有血祭、{艹貍}沈、趯辜等礼仪。《大司乐》说冬至日，地上圜丘的制度，是礼敬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的制度，是礼敬地神。天地分祭，由来已久。所以宋朝儒者叶时说：“郊丘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准。”现在议论的人既然认为大社是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该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认为分祭不可行呢？合祭的说法，实际上是从王莽开始的，汉朝之前都主张分祭，汉朝之后也间或有之。宋朝元丰年间一次议论，元祐年间第二次议论，绍圣年间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合祭，而最终不能改变，是因为郊祭的赏赐费用，常常耗尽国库，所以为了节省方便罢了，并没有认为分祭不合礼。现在议论的人，往往因为太祖的制度而有所顾忌和害怕。但只知道合祭是太祖的定制，不可改变，却不知道分祭本来就是太祖的初制，可以恢复。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确训示，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是太祖的重要典籍，可以遵循。而且都是太祖的制度，选择其中正确的礼仪来执行就是了。敬天法祖，没有两条道路。《周礼》这本书，朱熹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垂范后世，用意最为深切，怎么能诬蔑是王莽的伪作呢？况且合祭以后配地神，实际上是从王莽开始的。王莽既然伪造了这本书，为什么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神地神的祭祀，而另外提出一套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