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官非位无以分贵贱，位非品无以定高卑，是以历代史官，咸有所纪，皆穷源而讨本，期与世以作程。迨乎唐祚方隆，玄宗在宥，采累朝之故事，考众职之遐源，申命才臣，著成《六典》，其勋阶之等级，品秩之重轻，则已备载于其中矣。故今之所撰，不敢相沿，祖述五代之命官，以踵百王之垂范，或厘革升降，则谨而志之，俾后之为天官卿者，得以观焉。
官职没有品级就无法区分贵贱，品级没有高低就无法确定尊卑，所以历代史官都有记载，都是追根溯源，希望能给后世立下规矩。等到唐朝国运正盛，玄宗在位时，收集历朝旧例，考察各种官职的来历，命令有才学的大臣编成了《唐六典》，其中勋官的等级、品级的高低，都已经详细记载在里面了。因此我现在编撰的这部书，不敢完全沿用旧例，而是效法五代任命官员的做法，来继承历代帝王留下的典范，如果有改革或升降之处，就谨慎地记录下来，让后来掌管官员选拔的吏部尚书能够参考。
〔2〕梁开平三年三月，诏升尚书令为正一品。按《唐六典》，尚书令正二品，是时以将授赵州王镕此官，故升之。
后梁开平三年三月，皇帝下诏将尚书令提升为正一品。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尚书令原来是正二品，当时因为要授予赵州王镕这个官职，所以提升了它的品级。
〔3〕后唐天成四年八月，诏曰：“朝廷每有将相恩命，准往例，诸道节度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并列衔于敕牒后，侧书‘使’字。今两浙节度使钱镠是元帅、尚父，与使相名殊，承前列衔，久未改正。湖南节度使马殷，先兼中书令之时，理宜齿于相位，今守太师、尚书令，是南省官资，不合列署敕尾。今后每署将相敕牒，宜落下钱镠、马殷官位，仍永为常式。”
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皇帝下诏说：“朝廷每次有任命将相这样的恩典，按照以往的惯例，各道节度使如果兼任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等官职，都在敕牒后面并列写上他们的官衔，并在旁边侧写一个‘使’字。现在两浙节度使钱镠是元帅、尚父，与使相的名号不同，却一直按照以前的惯例列衔，很长时间没有改正。湖南节度使马殷，先前兼任中书令的时候，按理应当排在宰相的行列，现在他担任太师、尚书令，这属于尚书省的官职，不应该列在敕牒的末尾。今后每次签署将相的敕牒，应当去掉钱镠、马殷的官位，并且永远作为固定制度。”
〔4〕梁开平二年908四月，改左右丞为左右司侍郎，避庙讳也。至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复旧为左右丞。
后梁开平二年四月，将左右丞的官职改名为左右司侍郎，这是为了避讳（皇帝祖上的名字）。到了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又恢复原来的名称，叫左右丞。
〔5〕后唐长兴元年930九月，诏曰：“台辖之司，官资并设，左右貂素来相类，左右揆不至相悬，以此比方，岂宜分别。自此宜升尚书右丞官品，与左丞并为正四品。”
后唐长兴元年九月，皇帝下诏说：“御史台管辖的官员，官阶和资历都是并设的，左右貂（指左右仆射）向来是类似的，左右揆（指左右丞）也不至于相差太大，这样比较起来，怎么可以区分对待呢？从今以后应该提升尚书右丞的官品，和左丞一样都定为正四品。”
〔6〕右都省
右都省，指的是尚书省的右司，是宋代中央行政机构之一，负责处理具体政务。
〔7〕后唐长兴四年933九月，敕：“冯赟有经邦之茂业，宜进位于公台，但缘平章事字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讳，可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后至周显德中，枢密使吴廷祚亦加同中书门下二品，避其讳也。
后唐长兴四年九月，皇帝下令说：“冯赟有治理国家的卓越功业，应该晋升到宰相的职位，但因为‘平章事’这个官名中的‘章’字犯了他父亲的名讳，不想直接称呼他父亲的名讳，可以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后来到了后周显德年间，枢密使吴廷祚也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二品’，也是为了避他的讳。
〔8〕晋天福五年二月，敕：“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为清望正三品。”晋天福九月，诏曰：“《六典》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策命，皆按故事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来，典实斯在，爰从近代，别创新名。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其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
后晋天福五年二月，皇帝下令：“把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都定为清望官，品级为正三品。”同年九月，皇帝又下诏说：“《唐六典》上说：中书舍人负责侍奉皇帝、进呈奏章、参与议论表章，凡是皇帝的诏书、制令、敕命、玺书、策命等，都按照旧例起草并进呈皇帝画押，皇帝批准后，就签署并执行。其中特别禁止四件事：一是泄露机密，二是拖延误事，三是违背失当，四是遗忘错误，这都是为了重视君王的命令。自古以来，这些典章制度一直都存在，只是近代以来，才另外创立了新的名称。如今国运正逢兴王之时，做事应当效法古代，让他们恢复旧制，以光耀前人的规矩。翰林学士院的公事，应该全都归由中书舍人掌管。”
〔9〕七年五月，中书门下上言：：有司检寻长兴四年933八月二十一日敕：准《官品令》，侍中、中书令正三品，按《会要》，大历二年767十一月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从三品，按《会要》，广德二年764五月升为正三品；门下中书侍郎正四品，大历二年767十一月升为正三品；谏议大夫正五品，按《续会要》，会昌二年842十二月升为正四品，以备中书门下四品之阙；御史大夫从三品，会昌二年842十二月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正五品，亦与大夫同时升为正四品。”敕：“宜各准元敕处分，仍添入令文，永为定制。”又诏：“门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禄同常侍。”
后晋天福七年五月，中书门下省上书说：“有关部门查阅了后唐长兴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道敕令：按照《官品令》的规定，侍中、中书令是正三品，但根据《唐会要》记载，唐代宗大历二年十一月已经提升为正二品；左右常侍是从三品，根据《唐会要》，代宗广德二年五月提升为正三品；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是正四品，大历二年十一月提升为正三品；谏议大夫是正五品，根据《续会要》，唐武宗会昌二年十二月提升为正四品，用来填补中书门下省四品官员的空缺；御史大夫是从三品，会昌二年十二月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是正五品，也和御史大夫同时提升为正四品。”皇帝下令说：“应该各自按照原来的敕令处理，并补充到法令条文里，永久作为定制。”又下诏说：“门下侍郎的朝班位次在常侍之下，但俸禄和常侍一样。”
〔10〕周显德五年六月，敕：“谏议大夫宜依旧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给事中之下。”按《唐典》，谏议大夫四员，正五品上，皆隶门下省，班在给事中之下。至会昌二年842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升为正四品下，仍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阙，故其班亦升在给事中之上。近朝自谏议大夫拜给事中者，官虽序迁，位则降等，至是以其迁次不伦，故改正焉。
后周显德五年六月，皇帝下令：“谏议大夫应该恢复原来的正五品上的品级，朝班位次仍然在给事中之下。”按照《唐六典》的记载，谏议大夫有四个名额，品级是正五品上，都隶属于门下省，朝班位次在给事中之下。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省上奏，将其提升为正四品下，并且分为左右谏议大夫，用来填补两省四品官员的空缺，所以他们的朝班位次也提升到了给事中之上。近代以来，从谏议大夫升任给事中的人，官职虽然是按顺序升迁，但官位品级反而降低了，到现在因为觉得这种升迁次序不合理，所以进行了改正。
〔12〕后唐清泰二年十一月，制：“以前同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冯道为守司空。”时议者曰：“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自非亲王不恒置，于宰臣为加官，无单置者。”道在相位时带司空，及罢镇，未命官，议者不练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议纷然，或云便可综中书书下事或云须册拜开府。及就列，无故事，乃不就朝堂叙班，台官两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后先退。刘昫又以罢相为仆射，出入就列，一与冯道同，议者非之。及晋天福中，以李纮为司徒，周广顺初，以窦贞固为司徒，苏禹珪为司空，遂以为例，议者不复有云。
后唐清泰二年十一月，皇帝发布制书：“任命前同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冯道为守司空。”当时议论的人说：“自从隋唐以来，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没有实际的职事，除非是亲王，否则不常设，对宰相来说只是加官，没有单独授予的。”冯道在担任宰相时已经兼带司空衔，等到他罢免节度使的职务后，还没有任命新的官职，议论的人不熟悉旧例，就随意地这样做了。等到制书发布后，议论纷纷，有的说可以让他总领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事务，有的说必须册拜他为开府仪同三司。等到他上朝就位时，因为没有先例，他就不到朝堂上排列班次，等御史台和两省的官员入列后，他才入列，宰相退朝时，他跟在后面先退。刘昫也因为被罢免宰相而担任仆射，出入朝堂和就位排班，都和冯道一样，议论的人批评这种做法。等到后晋天福年间，任命李纮为司徒，后周广顺初年，任命窦贞固为司徒，苏禹珪为司空，于是就成了惯例，议论的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