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后唐天成元年926夏六月，以李琪为御史大夫，自后不复除。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诸道进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礼合至台，比期不越前规，依旧传语，忽蒙处分通出，寻则再取指挥，要明审的。又蒙问：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诉云：大夫曾为宰相，进奏官伏事中书，事体之间，实为旧吏。若以别官除授，合云传语劳来，又坚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会朝仪，拒命则恐有奏闻，遵禀则全隳则例，伏恐此后到台参贺，仪则不定者。”诏曰：“御史台是大朝执宪之司，乃四海绳违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齐，藩侯尚展于公参，邸吏岂宜于抗礼。遽观论列，可验侮轻，但以丧乱孔多，纪纲隳紊，霜威扫地，风宪销声。今则景运惟新，皇图重正，稍加提举，渐止浇讹。宜令御史台，凡关旧例，并须举行，如不禀承，当行朝典。”时卢文纪初拜中丞，领事于御史府，诸道进奏官来贺，文纪曰：“事例如何？”台吏乔德威等言：“朝廷在长安日，进奏官见大夫中丞，如胥吏见长官之礼。及梁氏将革命，本朝微弱，诸藩强据，人主大臣姑息邸吏，时中丞上事，邸吏虽至，皆于客次传语，竟不相见。自经兵乱，便以为常。”文纪令台吏谕以旧仪相见，据案端简，通名赞拜。邸吏辈既出，怒不自胜，相率于阁门求见，腾口喧诉。明宗谓赵凤曰：“进奏官比外何官？”凤对曰：“府县发递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诏。
后唐天成元年夏季六月，任命李琪为御史大夫，此后就没有再任命过。这年冬季十一月丙子日，各道（地方行政单位）的进奏官上书说：“本月四日，御史中丞上任，我们按照礼节应该到御史台祝贺，本来期望不超越以前的规矩，像往常一样传话，却忽然接到命令让我们直接进去参见，我们马上又去请示，想要明确究竟该怎么办。又承蒙中丞询问：御史大夫上任的日子应该怎么办？我们回答说：御史大夫曾经担任过宰相，我们进奏官以前在中书省当差，从事情关系上来说，算是旧吏。如果御史大夫是以其他官职被任命，应该说‘传语劳来’（传话慰问），但中丞又坚持让我们直接进去参见。我们出身于藩镇府署，不熟悉朝廷礼仪，如果违抗命令，又怕被上报；如果遵从，又完全破坏了旧例，我们担心今后到御史台参见祝贺，礼仪没有个定准。”皇帝下诏说：“御史台是朝廷执掌法令的机构，是天下纠察违法的地方，凡是在朝在野，都要由它来整肃，藩镇节度使尚且要行公参之礼，进奏官怎么能和御史台分庭抗礼呢？看了你们的议论，可见你们轻慢无礼，但只是因为国家丧乱太多，法纪松弛败坏，御史台的威严扫地，法纪纲常名声不显。现在国运更新，皇权重新得到整肃，稍微加以整顿，逐渐制止这种浇薄欺诈的风气。应该命令御史台，凡是有关旧例的，都必须执行，如果不遵从，就要按朝廷法令处置。”当时卢文纪刚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在御史府处理事务，各道的进奏官前来祝贺，卢文纪问：“依照惯例应该怎么办？”御史台吏员乔德威等人说：“朝廷在长安的时候，进奏官见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就像胥吏见长官的礼节。等到后梁将要取代唐朝，朝廷势力衰弱，各藩镇强大割据，皇帝和大臣都对进奏官姑息纵容，当时御史中丞上任，进奏官虽然来了，但都在客房传话，最终也没有见面。自从经历战乱以来，就习以为常了。”卢文纪命令御史台吏员告诉他们按照旧礼仪相见，自己端坐案后，态度端正，让他们通报姓名并行拜见礼。这些进奏官出来后，非常愤怒，一起到宫门前求见皇帝，七嘴八舌地喧嚷申诉。后唐明宗对赵凤说：“进奏官相当于外面什么官职？”赵凤回答说：“不过是府县里负责传递文书、听候差遣的一类人。”明宗说：“那不过是吏役罢了，怎么能怠慢我的法官。”于是下了这道诏书。
〔15〕晋天福五年940二月，以御史中丞为清望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今始升之。三年938三月壬戌，御史台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居上者判台，知公廨杂事，次和西推、赃赎、三司受事，次知东推、理匦。”敕宜依旧制。遂以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刘皞为河南少尹，自是无省郎知杂者。
后晋天福五年二月，将御史中丞定为清望官，品级为正四品。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御史中丞原来是正五品上，现在才提升它。天福三年三月壬戌日，御史台上奏说：“按照《唐六典》，侍御史负责纠察弹劾百官，审理案件，其中资历最深的一位负责判理御史台事务，管理官署杂事；其次负责西推（审理官员犯罪、赃物赎罪等）、以及三司受事（参与三司会审）；再其次负责东推（审理平民案件）和受理申诉。”皇帝下令说应该按照旧制执行。于是任命驾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刘皞为河南少尹，从此以后就没有尚书省郎官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的情况了。
〔16〕开运二年945八月，敕：“御史台准前朝故事，以郎中、员外郎一人兼侍御史知杂事，近年停罢，独委年深御史知杂。振举之间，纪纲未峻，宜遵旧事，庶叶通规。宜却于郎署中选清慎强干者，兼侍御史知杂事。”
开运二年八月，皇帝下诏说：“御史台按照前朝旧例，由一位郎中或员外郎兼任侍御史并负责处理杂务（知杂事），近年来停止了这种做法，只让资历深的御史来负责杂务。但在整顿的过程中，法纪还不够严格，应该遵循旧例，才能符合通常的规范。应该从郎署中挑选清廉谨慎、精明强干的人，兼任侍御史并负责杂务。”
〔18〕昔唐朝择中官一人为枢密使，以出纳帝命。（《职官分纪》：唐枢密使与两军中尉谓之“四贵”，天祐元年904废。项安世《家说》：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则枢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人，始以枢密归之内侍。）至梁开平元年907五月，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始命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908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学士二员，选有政术文学者为之，其后又改为直崇政院。
以前唐朝选择一名宦官担任枢密使，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职官分纪》记载：唐朝的枢密使和两军中尉（神策军护军中尉）并称为“四贵”，唐昭宗天祐元年被废除。项安世《家说》记载：唐朝在政事堂后面设立五个房，其中有一个枢密房，主管具体事务。那么，枢密使的职责，本来是由宰相主管的，并没有交给别人，后来皇帝宠信宦官，才把枢密使的职务交给内侍省。）到了后梁开平元年五月，将枢密院改为崇政院，开始任命敬翔为院使，同时设置一名判官，此后又改设一名副使。开平二年十一月，设置崇政院直学士两名，选拔有政治才能和文学修养的人担任，后来又改名为直崇政院。
〔19〕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后唐同光元年十月，把崇政院恢复为原来的名称枢密院，任命宰相郭崇韬兼任枢密使，也设置了一名直院（官员）。
〔20〕晋天福四年939四月，以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权废枢密院故也。先是，晋祖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恳求免职，只在中书，遂以宣徽使刘处让代之，每有奏议，多不称旨。其后处让丁忧，乃以枢密印付中书门下，故有是厘改也。
后晋天福四年四月，任命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这是因为暂时废除了枢密院的缘故。在此之前，后晋高祖让宰相桑维翰兼任枢密使，桑维翰恳求免去这个兼职，只在中书省任职，于是高祖就用宣徽使刘处让接替他。但刘处让每次上奏议事，大多不合皇帝心意。后来刘处让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就把枢密院的印信交给了中书门下省，所以才有了这次改革。
〔21〕开运元年944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
后晋开运元年六月，皇帝下令按照旧制恢复设置枢密院，任命宰相桑维翰兼任枢密使，这是根据中书门下省的奏请而决定的。
〔22〕周显德六年959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质、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
后周显德六年六月，皇帝命令司徒、平章事范质，以及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共同参与主持枢密院的事务。
〔23〕梁开平元年四月，始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以太祖在藩时，四镇所管兵车赋税、诸色课利，按旧簿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仍以东京太祖潜龙旧宅为宫也。二年908二月，以侍中（案：原本有阙文，据《五代会要》，以侍中韩建判建昌宫事。）判建昌宫事。至十月，以尚书兵部侍郎李皎为建昌宫副使。三年909九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薛贻矩兼延资库使，判建昌宫事。至四年十二月，以李振为建昌宫副使。乾化二年912五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资库使，判建昌宫事。其年六月，废建昌宫，以河南尹魏王张宗奭为国计使，凡天下金谷兵戎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至后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书李琪为国计使。自后废其名额不置。
后梁开平元年四月，首次设立了建昌院，让博王朱友文主管院务，负责管理太祖朱温在藩镇时，他所管辖的四个镇所有的兵车、赋税以及各种税收收入，按照旧的账簿来管理。同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请求把主管建昌院事的职务改为建昌宫使，并且把东京（开封）太祖当年尚未登基时的旧宅作为建昌宫。开平二年二月，任命侍中（原文有缺文，根据《五代会要》记载，是以侍中韩建主管建昌宫事）主管建昌宫事。到了十月，任命尚书兵部侍郎李皎担任建昌宫副使。开平三年九月，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薛贻矩兼任延资库使，并主管建昌宫事。到了开平四年十二月，任命李振为建昌宫副使。乾化二年五月，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任延资库使，主管建昌宫事。同年六月，废除了建昌宫，任命河南尹、魏王张宗奭为国计使，所有天下原先隶属于建昌宫的钱粮、军队事务，都由他总管。到了后唐同光四年二月，任命吏部尚书李琪为国计使。从那以后，就废除了这个官职名额，不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