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唐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奏：“来年四月孟夏，禘飨于太庙。谨按礼经，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毁未毁之主，并合食于太祖之庙，逐庙功臣，配飨于太庙之庭。本朝宝应元年定礼，奉景皇帝为始封之祖。既庙号太祖，百代不迁，每遇禘祫，位居东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圣子孙，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圣朝中兴，重修宗庙，今太庙见飨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七庙，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数，不列庙飨。将来禘礼，若奉高祖居东向之尊，则禘飨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庙太祖居东向之位，则又违于礼意。今所司修奉祧庙神主，及诸色法物已备，合预请参详，事须具状申奏。”敕下尚书省集百官详议。户部尚书韩彦恽等奏议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为始封之君，百代不迁，长居庙食，自贞观至于天祐，无所改更，圣祖神孙，左昭右穆。自中兴国祚，再议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数，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将行东向之仪，爰命群臣，同议可否。伏详本朝列圣之旧典，明皇定礼之新规，开元十年，特立九庙，子孙遵守，历代无亏。今既行定礼之规，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将行禘祫之礼，颜真卿议请奉献祖居东向之位，景皇帝暂居昭穆之列，考之于贞元，则以为误，行之于今日，正得其礼。今欲请每遇禘祫之岁，暂奉景皇帝居东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叙列昭穆。”从之。
后唐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说：“明年四月是夏季的第一个月，将在太庙举行禘祭。根据礼经，每三年在冬季第一个月举行一次祫祭，每五年在夏季第一个月举行一次禘祭。那些已经迁出和尚未迁出的神主牌位，都要一起在太祖庙里合祭，各庙的功臣则在太庙的庭院中配享。本朝在宝应元年制定礼制，尊奉景皇帝为最初受封的始祖。既然庙号定为太祖，就百代不迁，每逢禘祫祭时，他就处在最尊贵的东向位置。从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以下，历代圣君的子孙，按照昭穆顺序，南北相向，在太祖面前合祭。本朝中兴后，重新修建了宗庙，现在太庙中供奉着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七庙，而太祖景皇帝却属于祧庙之列，不在太庙中受祭。将来举行禘礼时，如果尊奉高祖坐在东向的尊位，那么禘祭就祭不到太祖和代祖；如果让祧庙中的太祖坐在东向位置，又违背了礼制。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好了祧庙的神主和各种礼器物品，应该预先请求研究讨论，这事必须写状子申报。”皇帝下旨让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讨论。户部尚书韩彦恽等人上奏说：“我们认为本朝尊奉受命之祖景皇帝为最初受封的君主，百代不迁，长期在庙中受祭，从贞观年间到天祐年间，没有改变过，历代圣祖神孙，按左昭右穆排列。自从国家中兴，重新讨论宗庙制度，因为太祖景皇帝属于祧庙之列，不列入祖宗之中，为了尊崇太祖的地位，准备举行东向的仪式，于是命令群臣共同讨论是否可行。我们详细考察了本朝历代圣君的旧典，以及唐明皇制定的新礼规，开元十年，特别设立了九庙，子孙遵守，历代没有缺失。现在既然实行了定礼的规矩，又把太祖的神主迁入祧庙。从前德宗朝，将要举行禘祫礼时，颜真卿建议请奉献祖坐在东向位置，景皇帝暂时排在昭穆之列，在贞元年间考察，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在今天实行，却正合礼制。现在请求每当遇到禘祫的年份，暂时奉景皇帝坐在东向的尊位，从元皇帝以下，按昭穆顺序排列。”皇帝同意了。
〔2〕周广顺三年953冬十月，礼仪使奏：“郊庙祝文，礼例云：古者文字皆书于册，而有长短之差。魏、晋郊庙祝文书于册。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庙用玉册，玄皇亲祭郊庙，用玉为册。德宗朝，博士陆淳议，准礼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议。贞元六年790亲祭，又用竹册，当司准《开元礼》，并用祝版。梁朝依礼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册。今详酌礼例，允以祝版为宜。”诏从之。
后周广顺三年冬季十月，礼仪使上奏说：“在郊庙祭祀的祝文方面，礼例规定：古代文字都写在册上，但有长短的差别。魏、晋时期郊庙祝文写在册上。唐朝初年全部用祝版，只有陵庙用玉册。唐玄宗亲自祭祀郊庙时，用玉做成册。唐德宗时期，博士陆淳建议，按照礼制应该用祝版，祭完后烧掉，皇帝同意了。贞元六年皇帝亲自祭祀，又用了竹册。我们部门按照《开元礼》，全部用祝版。梁朝依照礼制实行，到了后唐明宗郊天时，又用了竹册。现在详细斟酌礼例，认为用祝版比较合适。”皇帝下诏同意。
〔3〕周广顺三年953九月，南郊，礼仪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礼，祀上帝以苍璧；祀地祇以黄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琮，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两珪有邸。其用币，天以苍色，地以黄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从本方之色，皆长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状，譬圆而琮八方，珪上锐而下方，半珪曰璋，琥为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长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肃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虽有图样，而长短之说或殊。按唐开元中，玄宗诏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洁，比来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难办，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庙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从古制，伏请下所司修制。”从之。
后周广顺三年九月，在南郊祭祀时，礼仪使上奏说：“郊祀所用的珪璧制度，按照礼制，祭祀上帝用苍璧；祭祀地神用黄琮；祭祀五帝用珪、璋、琥、璜、琮，这些玉器各依本方正色；祭祀日月用珪璋；祭祀神州用两珪有邸。所用的帛，天用苍色，地用黄色，配帝用白色，日月五帝各用与本方相应的颜色，长度都是一丈八尺。珪璧的形状，玉璧是圆形，玉琮是八角形，珪是上尖下方，半珪叫璋，琥是虎形，半璧叫璜，这些珪、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就是底座，珪附着在璧上显得整齐庄重。日月星辰用五寸的珪璧。以上珪璧虽然有图样，但长短的说法有所不同。按唐开元年间，玄宗下诏说：‘祭祀神灵用玉，取其精纯洁净，近来用珉（似玉的石头），不可行。如果确实玉难以置办，宁可缩小其尺寸规格，也要用真玉。’现在郊庙所制作的珪璧，要根据玉的大小来定，不必完全依照古制，请下命令给有关部门制作。”皇帝同意了。
〔4〕显德四年957夏四月，礼官博士等准诏，议祭器、祭玉制度以闻。时国子祭酒尹拙引崔灵恩《三礼义宗》云：“苍璧所以祀天，其长十有二寸，盖法天之十二时。”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诸书所说，云：“璧皆外圆内方。”又云：“璜琮所以祀地，其长十寸，以法地之数。其琮外方内圆，八角而有好。”国子博士聂从义以为璧内外皆圆，其径九寸。又按阮氏、郑玄图皆云九寸，《周礼·玉人》职又有九寸之璧。及引《尔雅》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云：“好，孔也；肉，边也。”而不载尺寸之数。崇义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尔雅》云“肉倍好谓之璧”，两边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则其璧九寸明矣。崇义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厚一寸。按《周礼疏》及阮氏图并无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无好。”崇义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尔雅》唯言璧环瑗三者有好，其余黄琮诸器，并不言之，则璜琮八角而无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议，以为尹拙所说虽有所据，而崇义援《周礼》正文，其理稍优，请从之。其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义所议为定。
显德四年夏季四月，礼官和博士等人按照诏令，讨论祭祀用的器物和玉器的规格制度，并将结果上报给皇帝。当时国子祭酒尹拙引用崔灵恩的《三礼义宗》说：“青色的玉璧是用来祭祀天的，它的长度是十二寸，大概是效法天的十二个时辰。”又引用《江都集》《白虎通》等书中的说法，说：“玉璧都是外圆内方的。”又说：“璜和琮是用来祭祀地的，它们的长度是十寸，用来效法地的数字（地数）。那琮的外形是外方内圆，有八个角，并且中间有孔（好）。”国子博士聂从义则认为玉璧内外都是圆的，直径是九寸。又根据阮氏、郑玄的图都说是九寸，《周礼·玉人》篇中也有九寸的玉璧。还引用《尔雅》说：“玉璧的边（肉）是孔（好）的两倍，叫做璧；孔是边的两倍，叫做瑗；边和孔一样大，叫做环。”郭璞注释说：“好，就是孔；肉，就是边。”但没有记载尺寸的数字。聂从义又引用《冬官·玉人》说“玉璧的孔是三寸”，《尔雅》说“边是孔的两倍叫做璧”，那么两边的边各三寸，加上孔共九寸，所以玉璧是九寸就很清楚了。聂从义又说：“璜和琮有八个角，用来象征大地，每个角各削去一寸六分，总长八寸，厚一寸。根据《周礼疏》和阮氏的图，都没有提到孔。”又引用《冬官·玉人》说：“琮有八个角，没有孔。”聂从义又说：“琮、璜、珪、璧，都是祭祀天地的器物，而《尔雅》只说璧、环、瑗这三种有孔，其余黄琮等各种器物，都没有提到孔，那么璜和琮有八个角而没有孔就很清楚了。”太常卿田敏等人讨论后认为，尹拙的说法虽然有所依据，但聂从义引用《周礼》的正文，道理上稍微更优一些，请求采纳他的意见。其他各种祭祀器物的制度，也大多以聂从义所议论的为准。
〔5〕显德二年955秋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对，面奉圣旨，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劳，更备牺牲之用，比诸豢养，特可愍伤，令臣等讨故事，可以佗牲代否。臣仰禀纶言，退寻礼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礼六乐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袭，累经朝代，无所改更。臣闻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质略，近则梁武面牲竹脯，不可宗师，虽好生之德则然，于奉先之仪太劣。盖礼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飨德，不必牲牢之巨细，笾豆之方圆，苟血祀长保于宗祧，而牲俎何须于茧栗。但以国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佗牢，恐未为便。以臣愚见，其南北郊、宗庙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亲行事，备三牲；如有司摄行事，则用少牢已下。虽非旧典，贵减牲牛。”是时太常卿田敏又奏云：
后周显德二年秋季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书说：“本月十二日，承蒙皇上恩慈召见，当面奉到圣旨：每年祭祀，多用太牢（牛、羊、猪三牲），想到牛耕作劳苦，还要再准备作为牺牲使用，比起饲养，特别令人怜悯，命令臣等讨论旧例，能否用其他牲畜代替。臣仰承圣旨，回去查考礼书，那三牲八簋的制度，五礼六乐的规定，都记载在典籍中，代代沿袭，历经朝代，没有改变。臣听说古代烧黍米、撕裂猪肉，尚且质朴简陋，近代梁武帝用面做的牺牲和干肉，更不值得效法，虽然有好生之德，但对待奉先人的礼仪太差了。礼以诚信为主，孝道本于内心，黍稷并不芳香，鬼神享用的是德行，不必在乎牺牲的大小，笾豆的方圆，只要血食祭祀能长久保持宗庙的香火，祭祀用的牺牲何必一定要小牛呢。但是因为国家大事，儒者长期实行，改用其他牲畜，恐怕不太方便。以臣的愚见，那些南北郊、宗庙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祭祀，如果皇帝亲自行事，就备齐三牲；如果由有关官员代为行事，就用少牢（羊、猪）以下。虽然不是旧典，但可贵的是减少牺牲牛。”当时太常卿田敏也上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