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方其时，群臣献议盈廷，或听或置，班然可睹也。
夷狄成为中国的祸患，由来已久了。在前代，史学家大致都能说明。唐朝兴起后，蛮夷交替盛衰，曾经与中原抗衡的有四个：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在那个时候，群臣在朝廷上献计献策，有的被采纳，有的被搁置，清清楚楚可以看到。
〔3〕严尤辩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榷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为寇不能也，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脩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备胡，燕、秦亦筑长城限中外，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弑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艾安，胡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糜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然而汉至昭、宣，武士练习，斥候精明，匈奴收迹远徙，犹袭奉春之过举，倾府藏给西北，岁二亿七十万。皇室淑女，嫔于穹庐；掖庭良人，降于沙漠。夫贡子女方物，臣仆之职也。《诗》曰：“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荒服称其来，不言往也。公及吴盟，讳而不书。奈何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蒸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异于蛮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垢辱甚矣。汉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晋羌狄居塞垣，资奉逾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赐金印紫绶，食王侯之俸。牧马之童，乘羊之隶，赍毳毼邀利者，相错于路。耒耨之利，丝枲所生，散于数万里之外。胡夷岁骄，华夏日蹙。方其强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养之如初。病则受养，强则内攻，中国为羌胡服役且千载，可不悲哉！诚能移其财以赏戍卒，则民富；移其爵以饵守臣，则将良。富利归于我，危亡移于彼，无纳女之辱，无传送之劳。弃此而不为，故曰汉无策。严尤谓古无上策，谓不能臣妾之也，诚能之而不用耳。秦无策，谓攘狄而亡国也。秦亡，非攘狄也。汉得下策，谓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无策也。故曰严尤辩而未详也。班固谓“其来慕义，则接以礼让。”何者？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纤丽外散，则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之共，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汉氏习玩骄虏，使其悦燕、赵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绮罗纨，供之则增求，绝之则招怨，是饱豺狼以良肉，而纵其猎噬也。华人步卒利险阻，虏人骑兵利平地，坚守无与追奔竞逐，来则杜险使不得进，去则闭险使不得还，冲以长戟，临以强弩，非求胜也，譬诸虫豸虺蜴，何礼让之接哉？故曰班固详而未尽者，此也。
严尤的论述虽然有理但不够详细，班固的论述虽然详细但不够全面。权衡下来最恰当的说法是：周朝的策略是上策，秦朝的策略是中策，汉朝没有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远离中原的荒服地区，是声威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叛乱时不必为此出兵征讨，他们降服时也不必为此放松戒备，只要严密防守，在险要处设置堡垒，让他们既不能成为寇贼，也不能成为臣属。“惠及中原，安抚四方”，这是周朝的办法，所以说周朝是上策。《易经》说：“王侯设置险阻来巩固国家。”修筑长城和边塞障碍，就是为了设置险阻。赵简子修长城防备胡人，燕国、秦国也修长城来限制中原和夷狄，进一步修整城壕，结果城池坚固而国家灭亡，人们把过错归咎于长城。后魏修筑长城时，议论的人认为每人修一步，方圆千里，动用三十万人，不到一个月就能获得长久的安逸，所以说秦朝是中策。汉朝把宗室女子嫁给匈奴，而汉高祖也明白鲁元公主不能阻止赵王的叛逆阴谋，却以为和亲能平息匈奴的叛乱，这是不对的。况且冒顿单于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却指望他不跟外祖父争强，难道不糊涂吗？然而明知和亲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还要这么做，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不过是暂时缓解眼前的祸患罢了。汉武帝时，中原安宁，胡人入侵越来越少，这时疏远并断绝关系正是时机。但反而耗费国力，连年征战，所以严尤认为这是下策。然而汉朝到了昭帝、宣帝时，武士训练有素，侦察兵精明，匈奴收敛踪迹远逃，汉朝却仍然沿袭奉春君的过错，倾尽国库给西北，每年花费二亿七十万钱。皇室的淑女，嫁给匈奴单于；后宫的宫女，嫁到沙漠。进贡子女和特产，是臣子的职责。《诗经》说：“没有谁敢不来进贡，没有谁敢不称臣。”荒服地区只说来朝贡，不说去和亲。鲁公与吴国结盟，史书避讳而不记载。怎么能以天子的尊贵，与匈奴结为兄弟，还把帝女的名号，与胡人女子同列；甚至任由他们收继母、娶子媳，随从他们污秽的风俗？中原与蛮夷不同的地方，在于有父子男女的分别。娇美的容貌，在异族那里毁掉贞节，真是极大的耻辱。汉朝的君臣，却没有谁以此为耻。魏、晋时期，羌人、狄人住在边塞，朝廷供给比过去还多。统领百人的酋长、管理千人的首领，都赐给金印紫绶，享受王侯的俸禄。放马的孩童、赶羊的奴仆，带着毛织品牟利的人，在路上交错往来。农耕的收益、丝麻的产出，散落到数万里之外。胡人一年比一年骄横，中原一天比一天萎缩。当他们强盛时，竭尽人力去征讨；当他们降服时，又像当初一样供养。有病就接受供养，强盛了就向内进攻，中原为羌胡服役将近千年，怎能不悲哀呢！如果能把那些财物用来赏赐戍边士兵，百姓就会富足；把那些爵位用来引诱守边将领，将领就会精良。利益归于我们，危亡转移到他们，没有送女的耻辱，没有转运的劳苦。放弃这些不做，所以说汉朝没有策略。严尤说古代没有上策，是因为不能使他们成为臣妾，其实是可以做到而不用罢了。秦朝没有策略，是说驱逐夷狄而导致亡国。秦朝灭亡，并非因为驱逐夷狄。汉朝得到下策，是说征伐胡人而使百姓疲惫。百姓已经疲惫了，又奴役百姓去供奉胡人，这是没有策略。所以说严尤辩论但不够详细。班固说“他们来仰慕道义，就用礼让来接待。”为什么？礼让是用来交往君子的，不是用来接待禽兽夷狄的。精美的物品流散到外族，就会引发戎羯的贪心；贪心一起，就是侵掠盗抢的根源。圣人饮食声色不与他们共享，他们来朝见时坐在门外，通过翻译把食物给他们吃，不让他们知道香美的味道。汉朝习以为常地骄纵敌虏，使他们喜欢燕赵的美女，贪图太官的美味，穿华丽的丝绸，供给他们就会增加需求，断绝就会招来怨恨，这是用好肉喂饱豺狼，而放纵它们猎食。中原步兵利于险阻地形，胡人骑兵利于平地，坚守不出，不与他们追逐奔跑，他们来了就占据险要让他们无法前进，他们退了就封锁险要让他们无法返回，用长戟冲击，用强弩逼近，不是为了求胜，就像对待毒虫蛇蝎一样，哪里用得着礼让来接待呢？所以说班固详细而不全面，原因就在这里。
〔5〕秦以区区关中灭六强国，今竭万方之财，上奉京师，外有犬戎恁陵，陷城数百，内有兵革未宁，三纪矣。岂制置异术，古今殊时乎？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伙，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佗技。又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亩晙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计其举国之众，不过汉一大郡，鼍错请备障塞，故北边妥安。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鄜坊之南，终南之北，十余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唯自守而已。
秦国凭借小小的关中地区消灭了六个强国，如今耗尽天下的财富，向上供奉京师，外部有犬戎侵凌，攻陷数百座城池，内部有战乱未平，已经三十六年了。难道是因为治理的方法不同，古今时代不同吗？周朝的制度，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供养一个农夫。商鞅辅佐秦国，认为土地利还没有用尽，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供养一个农夫。又因为秦国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晋国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就引诱三晋的人来耕种，并给予他们优厚的田宅，免除赋税并延续到子孙，让秦人在外御敌，不是务农和作战就不能做官。大致一百人中有五十人务农，五十人习武，所以兵强国富。后来做官的途径多了，工商业日益滋长。如今大致一百人中只有十人务农，其余都学习其他技艺。另外，秦朝和汉朝的郑国渠灌溉田地四万顷，白渠灌溉田地四千五百顷，永徽年间，两渠灌溉的田地不过一万顷，大历初年，减少到六千亩。每亩增产一斛，每年少收四五百万斛。土地的利益消耗，人力分散，想要国家强盛富裕，是不可能的。汉朝时，长安以北七百里就是匈奴的地盘，侵扰掠夺从未停止。计算匈奴全国的人口，不过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郡，晁错请求修筑防御工事，所以北方边境得以安宁。如今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鄜州、坊州以南，终南山以北，十多个州的地域，已经有数十万户人家。吐蕃力量薄弱，物资贫乏，食物稀少，技艺拙劣，远不及中国，如果真能恢复两渠的富饶，诱使农夫积极耕种，选择险要地势，修缮城垒，屯田积蓄力量，黄河、陇右地区可以收复，岂止是自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