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初，铨法简而任重。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玄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祎，仁祎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它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至武后时，天官侍郎魏玄同深嫉之，因请复古辟署之法，不报。
起初，选官的法令简单但责任重大。唐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引入铨选注拟的方法，又重新规定州县升降为八等，那些三京、五府、都护府、都督府，全都有等级差别，根据官员的资历授予官职。后来李敬玄担任少常伯，把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祎，张仁祎又编撰了姓历，修改了状样、铨历等程式，于是铨选总揽的法令变得严密了。然而当时做官的人很多，平庸愚笨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伪造主人符节告身而假扮官员的，有冒用他人名籍参加调选的，有远方来人没有亲属而找担保人的。考试的时候，冒名顶替，或者旁边有人代笔，或者借人从旁协助，大多不是真实水平。虽然繁复地设置等级、依次延长选官期限、增加惩罚犯罪的条款、开放纠举告发的命令来阻止，但还是不能禁止。大致是十个人竞争一个官职，其余很多人积压不能派遣，有关部门很忧虑，谋划淘汰的办法，用偏僻生涩的书籍和隐晦的学问作为判案的题目，不再有求取人才的意思。而官吏索求贿赂，操纵官员的升降。到了武则天时期，天官侍郎魏玄同非常痛恨这种情况，于是请求恢复古代辟召署用的方法，没有得到答复。
〔17〕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而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长安二年702，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明年，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时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706，峤复为中书令，始悔之，乃停员外官厘务。
起初，考试选人都糊名，让学士评判判词，武则天认为这不是委任官员的方法，废除了糊名。而她致力于收买人心，士人无论贤能与否，大多得到提拔奖励。长安二年，举人被授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等官共一百多人。第二年，引见风俗使，举人全部授予试官，高的到凤阁舍人、给事中，其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的出现，从此开始。当时李峤任尚书，又设置员外郎二千多人，全部任用权势人家的亲戚，供给俸禄，让他们处理事务，以至于与正官争事互相殴打。还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李峤再次任中书令，开始后悔，于是停止员外官处理事务。
〔18〕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璟、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掌权，在侧门用墨敕斜封的方式授官，称为“斜封官”，共有几千人。朝廷内外官员泛滥，没有办公的地方，当时称为“三无坐处”，指的是宰相、御史和员外郎。又任命郑愔为侍郎，大肆收受贿赂，选人留下任职的很多，甚至提前使用了三年的员额空缺，纲纪大乱。韦氏败亡后，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全部上奏罢免斜封官，根据空缺留人，即使资历高深，没有真才实学的也不录取。起初，尚书铨掌管七品以上选官，侍郎铨掌管八品以下选官。到这时，打通品级统一掌管。不久，宋璟、姚元之等被罢免，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迎合太平公主的意思，上言：“罢免斜封官，人们失去职位，怨气积聚在下面，必然有非常之变。”于是下诏全部恢复斜封别敕官。
〔19〕玄宗即位，厉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又曰：“古者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脩名行，而流品不杂。今吏部始造簿书，以备遗忘，而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于是下诏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后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颋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参，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遂复以三铨还有司。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奏疏说：“县令、刺史，是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人，他们和百姓最亲近。如今京官外放，反而被看作是贬谪驱逐，这非得稍微重视对县令、刺史的选拔不可。”他又说：“古代有时候通过传闻征召，有时候见一面就任用，所以士人注重修养名声品行，官员的等级品流也不混乱。现在吏部刚开始建立簿册文书，用来防止遗忘，却反而在公文上抠细节，不急于选拔人才，这和把剑掉到河里，却在船上刻记号有什么区别？”于是玄宗下诏，选择政绩好的京官补任刺史，每年十月，按察使考核官员的优劣，从第一等到第五等，校考使和户部长官汇总审核，据此决定升降。所有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官的，不拟任台省官。不久，玄宗把新授的县令全部召集到宣政殿，亲自当面询问他们治理百姓的办法，提拔其中成绩优异的人。又下诏，员外郎、御史等供奉官，都进呈名单由皇帝亲自敕命授予，而兵部、吏部各派一名员外郎掌管南曹，从此吏部选官的职权就被削弱了。后来，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设置十个选官小组，于是让礼部尚书苏颋等人分别主持。太子左庶子吴兢进谏说：“《易经》说‘君子的思考不超出自己的职位’，意思是不要侵犯别人的职权。现在让苏颋等人分管吏部选官，而天子亲自临决，吏部尚书、侍郎都不参与，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万乘之君，亲自做选官这种小事。”玄宗醒悟，于是又把三铨选官权归还给有关部门。
〔20〕开元十八年730，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材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材甄擢之。”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开始制定“循资格”制度，于是贤愚不分，必须符合资格才能铨选授官，限制年资逐级晋升，不得逾越。这样长期被阻滞不能升迁的人都感到便利，称之为“圣书”。等到裴光庭去世，中书令萧嵩认为这不是求取人才的方法，上奏废止了。于是下诏说：“一般人三十岁入仕，四十岁才能任职，重新制定资格以细微差别分级，如果按照新格，到六十岁还不能离开一个县尉。从今以后，选人中才能优异有操行以及边远郡县下级官吏名声事迹稍显著的，吏部根据才能甄别提拔。”
〔21〕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
起初，各司官员兼任宰相的，到午后返回本司办公。兵部、吏部尚书侍郎兼任宰相的，也返回本司分配空缺、注拟唱名。开元以来，宰相地位声望逐渐崇高，即使尚书兼任宰相，也到中书省处理本司事务以方便自己。而左、右相兼任兵部、吏部尚书的，不亲自负责铨选。又按旧例，必须经过三铨、三注、三唱然后拟定官职，季春才结束，然后送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任文部尚书，建议选人根据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应当当众决定留用或放回。于是先派吏员秘密确定空缺，一天之内会合左相及各司长官在都堂注唱，以夸耀神速。从此门下省审核官职、三铨注官的制度都废除了，侍郎只负责考试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