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传》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财之道也。后世则不然，以汉、唐、宋观之，当其立国之初，亦颇有成法，及数传之后，骄侈生焉，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在《尚书·洪范》所讲的八种政务中，粮食生产排在首位，财货流通排在其次，这是因为粮食和财货是维持人民生活的根本源泉。百姓没有粮食和财货就无法生活，国家没有粮食和财货就无法运作。所以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向百姓征税，但也不曾过度征收，他们的关键原则在于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罢了。《大学》中说：“创造财富有大的原则：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创造财富要快，使用财富要舒缓。”这就是古代圣王管理财政的方法。后代就不这样了。从汉、唐、宋来看，它们在建国初期，也很有完善的法制，但经过几代传承之后，骄横奢侈就产生了，常常征收没有限度，支出没有节制。于是汉朝有告缗令、算舟车令，唐朝有借商钱、税间架法，宋朝有经制钱、总制钱，这些都是搜刮百姓来充实国库，最终百姓困顿而国家灭亡，实在令人叹息啊。
〔2〕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惓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祖尝语中书省臣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成宗亦尝谓丞相完泽等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完泽对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矣。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
元朝初年，征收百姓赋税没有固定的制度。等到世祖（忽必烈）制定法令，全都本着宽厚的原则。在费用支出方面，对于宗室亲戚有每年的赏赐，对于灾荒年份有赈济抚恤，大体上把亲近亲族爱护百姓作为重点，而且尤其深切关注农桑这件事，可以说是懂得理财根本的人了。世祖曾经对中书省官员说：“凡是赏赐，虽然有我的命令，但中书省要斟酌考虑。”成宗也曾对丞相完泽等人说：“每年天下金银钞币的收入有多少？诸王驸马的赏赐以及一切营建工程的开支有多少？你们要核算后报告给我。”完泽回答说：“每年收入的数量，黄金一万九千两，白银六万两，钞币三百六十万锭，然而仍然不够用，又从至元钞本中借了二十万锭。从今以后请允许我们以节省费用为请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世人称赞元朝的治世以至元、大德年间为首，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3〕自时厥后，国用浸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经理，二曰农桑，三曰税粮，四曰科差，五曰海运，六曰钞法，七曰岁课，八曰盐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课，十有一曰商税，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额外课，十有四曰岁赐，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义仓，十有七曰惠民药局，十有八曰市籴，十有九曰赈恤，具著于篇，作《食货志》。
从那以后，国家的开支逐渐扩大。除了税粮和科差这两项之外，各种税收的收入日益增加。到了天历年间，与至元、大德时期的数额相比，大概增加了二十倍，但朝廷从来没有一天的积蓄，这是因为不能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的缘故。尽管如此，前代（如汉唐）的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度，元代都没有实行，也可以说是宽厚了。它能够统一天下，传承百年，是有原因的。所以仿照前代史书的方法，选取那些可以考证的收入和支出制度：一是经理，二是农桑，三是税粮，四是科差，五是海运，六是钞法，七是岁课，八是盐法，九是茶法，十是酒醋税，十一是商税，十二是市舶，十三是额外课，十四是岁赐，十五是俸禄，十六是常平义仓，十七是惠民药局，十八是市场籴买，十九是赈济抚恤，全部记载在篇中，作成《食货志》。
〔4〕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
土地划分的界限被破坏之后，才有了土地管理这件事。鲁国按田亩征税、汉朝核实田亩数量，都是这样的制度。那些势力强的人拥有很多田地却交很少的税，而弱势的人已经没有了田产却还要交税，如果不进行土地管理，当然没法消除这种祸害。但是土地管理的制度如果存在不好的地方，那它的祸害又可能比原来的更严重了。
〔5〕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焉。
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平章政事章闾上奏说：“清查田产这件大事，世祖曾经施行过，但其中欺骗隐瞒的情况仍然很多，没有完全查实。有人把熟田报成荒地，有人害怕差役而分割户头，有钱人买了穷人的田地却仍然用原田主的名字纳税。因此国家收入不能增加，百姓叫苦连天。如果实行清查田产的法令，让有田的人家，以及各王公贵族、寺庙道观、学校、财赋等名下的田地，全部如实申报，那么税收就没有隐瞒，差役也公平了。”于是朝廷派遣官员进行清查。派章闾等人前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人前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人前往河南，并命令行御史台分派官员前去镇守和遏制，枢密院派军队进行防护。
〔6〕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这个办法是先贴出告示通知老百姓，限定在四十天之内，把自家所有的田地，亲自向官府如实申报。如果有人把熟田说成荒地，把农田说成水塘，或者隐瞒侵占逃亡人家的田产，或者偷盗官田当做民田，或者把民田指为官田，以及和尚、道士在田地上作弊的，都允许大家告发。瞒报田产在十亩以下的，田主和管佃户的人都打七十七棍；二十亩以下的，罪加一等；一百亩以下的，打一百零七棍；超过一百亩的，流放到北方边境，瞒报的田地一律没收。各郡县的长官如果不进行查核勘验，造成漏报的，根据情节轻重治罪，情节严重的开除官职。这就是这个法令的大概内容。
〔7〕然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1315，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1318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今取其数之可考者，列于后云：
然而期限仓促紧迫，贪婪刻薄的官员主事，富人和狡猾的官吏相互勾结做坏事，把没有的说成有，虚假地登记在册籍上的情况经常发生。于是百姓无法生活，盗贼纷纷起来作乱，这种弊病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仁宗知道这个情况后，第二年就下诏免除三个行省的自实田田租。延祐二年，当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也上书陈述这种弊病，于是命令河南省的自实田，从延祐五年开始，每亩只征收一半，汴梁路总共减免了二十二万多石。到泰定、天历初年，又全部革除了虚增的数目，百姓才获得安定。现在把其中可以查考的数字，列在后面：
河南省总共统计的官田、民田、荒地和熟田有一百一十八万零七百六十九顷。
江浙省，总共统计了官田、民田、荒地、熟田，一共有九十九万五千零八十一顷。
〔11〕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
农业和蚕桑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根本。元太祖从北方兴起，那里的人们的风俗是不等养蚕就有衣服穿，不等耕种就有粮食吃，起初对农桑之事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元世祖刚即位的时候，首先诏告天下：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衣食以农桑为根本。于是向百姓颁发《农桑辑要》这本书，让百姓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世祖的英明远见，与古代的圣王没有什么不同，哪里是辽、金所能相比的呢？
〔12〕中统元年1260，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1261，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1270，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
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命令各路宣抚司选择通晓农事的人，充任各地的劝农官。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劝农司，任命陈邃、崔斌等八人为劝农使。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司农司，任命左丞张文谦为司农卿。司农司的设立，专门掌管农业和水利。仍然分布派遣劝农官和懂得水利的人，巡视各郡县，考察官员的勤勉与懒惰。所在地方的地方长官负责督促农事，年底考核其成绩，上报给司农司和户部。任期届满时，将考核结果记录在离任文书上，户部据此评定等级优劣。又命令提刑按察司加以体察。这个制度可以说非常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