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著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著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则又总其法而著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弊，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声音没有形状，但乐器是有形体的。古代制作音乐的人，知道乐器必定会有损坏，而声音又不能靠言语来传承，害怕乐器丢失后声音也就跟着消亡了，于是制定了许多方法来记录声音。所以最初寻求声音的人依靠律管，而制造律管的人则依靠黍米。从一粒黍米的宽度，累积起来就定出分、寸；从一粒黍米的体积，累积起来就定出龠、合；从一粒黍米的重量，累积起来就定出铢、两。这就是制造律管的根本方法。因此，为长度制定了方法，并记录在度上；为容量制定了方法，并记录在量上；为重量制定了方法，并记录在权衡上。这三样东西，也必定会有损坏的时候，于是又总括它们的方法并记录在数上。使得那些分、寸、龠、合、铢、两都从黄钟律管出发，然后律、度、量、衡相互配合、互为表里，让懂得律的人可以制定度、量、衡，依据度、量、衡也可以制作律管。如果不幸全都失传了，那么推算它们的法度、数字来重新制作，用长度、容量、重量相互参照。四者统一之后，声音必然能达到，声音达到之后音乐就可以演奏了。有形体的器物使用久了必定会损坏，而声音藏于无形之中不会穷尽，用有数字的方法来求得无形的声音，这些方法都完整地保存着。没有人制作也就罢了，如果有人制作，即使距离圣人千万年之后，也没有得不到的。这体现了古代的君子知道事物的始终，而忧虑世道的用心深远，他们制定了许多方法并且叮咛详尽，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了。
〔2〕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夏、商、周三代灭亡后，礼仪和音乐失去了根本，就连那些乐器和掌管音乐的官员的职责，也散失消亡了。从汉朝以来，每个朝代都有音乐，创作者各凭自己的学问，虽然音调的高低清浊时有不同，但都不能超出法定的音律规范。至于这些音乐用在郊祀、宗庙、朝廷等场合，用来沟通人与神灵的欢愉，那些钟磬的声音、歌舞的样貌，则各自根据朝代的功业、治乱而兴起，并且根源于当地的风俗。
〔3〕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律，以当一岁之日，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
自从汉、魏的动乱，晋朝迁到江南，中原地区就被少数民族占据了。到隋朝灭掉陈朝，才得到那些乐器，稍微想趁此有所创作，但当时的君主心胸狭隘，不足以胜任这件事。当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这些人，都以精通音乐闻名，他们一起撰定乐律。依据京房的六十律，以此为基础乘以六，得到三百六十律，用来对应一年的天数，又以一律为七音，每音为一调，共十二律为八十四调，他们的说法很详细。但整个隋朝，实际使用的只有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罢了。
〔4〕《记》曰：“功成作乐，盖王者未作乐之时，必因其旧而用之。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626，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礼记》上说：“功业成就了之后才制作音乐。”帝王在没有制作新音乐的时候，一定会沿用旧有的音乐。唐朝兴起时就直接使用了隋朝的音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高祖才下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人制定音乐。起初，隋朝只用黄钟这一个宫调，只敲击七口钟，另外五口钟摆在那里却不敲，被称为哑钟。唐朝的协律郎张文收依照古法，截断竹子制作十二根律管，唐高祖命令他与祖孝孙一起吹奏调试那五口钟，敲击时能发出相应声音，从此十二口钟都能使用了。祖孝孙又根据十二月循环相生，制成了六十个声和八十四个调。他的方法是：从五音中生出两个变音，把变徵当作正徵，把变宫当作清宫。七音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交替作为纲领。黄钟的律管长九寸，在中央土位处于主导地位。将它减半，得到四寸五分，与清宫相合，是五音的开头。再加上两个变音，循环往复没有间断。所以第一宫、第二商、第三角、第四变徵、第五徵、第六羽、第七变宫，这些声音从低沉到清亮构成一个均（音阶）。总共十二宫调，都是正宫调。正宫调的声音以下，没有更低沉的声音，所以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每个调有一个较低的声音，那就是宫音。十二角调，每个调有两个较低的声音，那就是宫音和商音。十二徵调，每个调有三个较低的声音，那就是宫音、商音和角音。十二羽调，每个调有四个较低的声音，那就是宫音、商音、角音和徵音。十二变徵调，位于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位于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构成的调式，没有超出七声的范围，每个宫调轮流使用。只有乐章是随着律管来确定音阶，用笙和磬来配合，用钟和鼓来打节拍。音乐制作完成后，就演奏它。
〔5〕太宗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孔子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
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古代的圣人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音乐，国家的兴衰，未必由音乐决定。”御史大夫杜淹说：“陈朝将要灭亡时，有《玉树后庭花》；北齐将要灭亡时，有《伴侣曲》，听到的人都会悲伤哭泣，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音悲哀而忧思，由此看来，音乐也是有所起因的。”太宗说：“声音对人的感染，各因人的哀乐而不同。将要灭亡的政权，百姓痛苦，所以听到音乐感到悲伤。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的曲调还在，我给你们演奏，一定不会悲伤。”尚书右丞魏征进言说：“孔子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之类吗？’音乐在于人心和谐，不在于音律本身。”贞观十一年，张文收又请求重新修正其他乐律，太宗不同意，说：“我听说人心和谐了音乐就和谐，隋朝末年丧乱，即使改音律，音乐也不和谐。如果百姓安乐，钟磬自然会和谐。”
〔6〕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称尺一。斛左右耳与臀皆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皆藏于太乐署。武后时，太常卿武延秀以为奇玩，乃献之。及将考中宗庙乐，有司奏请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迹犹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张文收确定了乐律后，又铸造了铜律管三百六十根、铜斛两个、铜秤两个、铜瓯十四个、标准尺一把。斛的左右耳和底部都是方形的，积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与古代的玉尺、玉斗相同。这些器物都收藏在太乐署。武则天时期，太常卿武延秀把它们当作奇特的玩物，就献给了皇帝。等到将要考定中宗庙的乐律时，有关部门奏请取出这些器物，但秤和尺已经丢失了，痕迹还在，用常用的度量衡校对，尺相当于常尺的六分之五，量器和衡器都相当于常制的三分之一。到唐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到一支律管，通过宦官李辅国进献给皇帝，说“太常寺的各种乐调都偏低，不合黄钟音，请全部重新制作各种钟磬。”皇帝认为对，于是把太常寺的各种乐器全部取入宫中，重新加以打磨刻削，共二十五天完成。皇帝亲临三殿观看，然后归还太常寺。但用汉代的律管来考证，所谓的黄钟实际上是太簇，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这不对。
〔7〕其后黄巢之乱，乐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将谒郊庙，有司不知乐县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法以算数除镈钟轻重高卬，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图上口项之量及径衡之围。乃命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宰相张浚为脩奉乐县使，求知声者，得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击拊之，音遂诣。
后来黄巢之乱，乐工逃散，各种金属乐器都丢失了。唐昭宗即位后，准备去郊祀和宗庙祭祀，有关部门不知道乐悬的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孙按照周代的方法，通过计算来确定镈钟的轻重和高低，黄钟钟高九寸五分，倍应钟高三寸三分半，共四十八个等级。他画出了钟的口、颈的尺寸以及直径和圆周。于是命令铸造镈钟十二口，编钟二百四十口。宰相张浚担任修奉乐悬使，寻求懂得音律的人，找到了处士萧承训等人，他们校核石磬，合在一起敲击，音律就和谐了。
〔8〕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高祖、太宗即用隋乐与孝孙、文收所定而已。其后世所更者，乐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孙焉，故其议论罕所发明。若其乐歌庙舞，用于当世者，可以考也。
唐朝制定国家音乐制度时特别简单，高祖和太宗时期就直接沿用隋朝的音乐，以及祖孝孙、张文收所制定的那些罢了。后来各代所改变的，只是歌词和舞蹈曲调。到了唐昭宗的时候，才得到了张盈孙这个人，所以他的议论很少有独到的见解。至于那些在当时使用的乐歌和庙堂舞蹈，还是可以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