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从上古三代往上，治理天下出于统一，礼乐制度通行于天下；从三代往下，治理天下分为两途，礼乐就成了虚名。古代，宫室车舆作为居住工具，衣裳冕弁作为服饰，尊爵俎豆作为器具，金石丝竹作为音乐，用来适应郊庙祭祀，用来临朝听政，用来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那些一年四季的聚会作为朝觐、聘问，欢乐交往作为射乡、食飨，集合众人兴办事情作为师田、学校，下至乡里田亩，吉凶哀乐，凡是百姓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出于礼。通过礼来教化百姓做到孝慈、友悌、忠信、仁义，常常不超出居住、动作、衣服、饮食之间。大概他们早晚所从事的，无非就是这些。这就是所谓治理出于统一，礼乐通行于天下，使天下人安心习惯而行之，不知不觉就迁善远罪而形成了风俗。
〔2〕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呜呼！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之礼在者几何？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
等到夏、商、周三代灭亡后，又遭遇秦朝改变了古代的制度，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的称号、官位顺序，到国家制度、皇宫车马服饰器物，全都沿用了秦朝的一套。这期间虽然也有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想对制度有所改革，但终究不能超脱时代，远远地恢复到三代以上，而是被当时的风俗习惯所牵制，稍微做些增减，大体上安于苟且简陋罢了。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做的事情，无非是把公文档案、诉讼案件、军队粮饷当作当务之急，并说：“这就是施政，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至于三代时期的礼乐，虽然准备了各种礼器乐器的名称和实物，存放在有关部门，偶尔拿出来在祭祀天地祖先的郊庙或者朝廷上使用，并说：“这就是礼乐，是用来教化百姓的。”这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分成了两套，礼乐变成了空有其名。所以从汉朝以来，史官所记载的礼器数量、升降、作揖谦让、跪拜、俯身、起立这些礼节，都不过是具体官员的事务罢了，也就是所谓礼的细枝末节。然而这些礼用在郊庙、朝廷上，就连那些在朝堂上参与的士大夫、官员们，都没有谁能通晓熟悉，而天下百姓更是到老死都没有见过，何况还想认识礼乐的盛大，清楚明白地理解它的深意，并接受它的教化而形成风俗呢？唉！人们只知道学习礼乐的器物却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忘记了根本而只保留了末节，而且连这些末节都不能完备。那些所谓的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礼婚礼、丧礼葬礼等礼仪，现在还保存下来的有多少呢？从南朝梁以来，才开始把当时实际施行的礼仪附会到《周官》所记载的五礼名称上，各自建立了一套学说。
〔3〕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676，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唐朝初年，沿用隋朝的礼仪，到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根据隋礼，增加了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编成《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这就是《贞观礼》。高宗又下诏命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订为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显庆礼》。其文字混杂了法令格式，而李义府、许敬宗正得宠，多迎合皇帝旨意牵强附会。事情既已施行，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对。上元三年，下诏重新使用《贞观礼》。从此整个高宗时代，《贞观》《显庆》二礼同时并行。而有关部门遇到事情，远远引用古代经义，与二礼参考增减，不再有固定的制度。武则天、中宗相继因乱败亡，没有什么可说的，博士掌管礼仪，只是充数而已。
〔4〕玄宗开元十年722，以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玄宗开元十年，任命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掌管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求删去《礼记》旧文而增加当代的事情，下诏交付集贤院讨论。学士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可改动的经典，距离圣人时代久远，不可更改，而唐朝的《贞观礼》《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应当加以折中，制定为唐礼。于是下诏命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经过多年没有完成而李锐去世，萧嵩代替李锐为学士，上奏请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写定稿，共一百五十卷，这就是《大唐开元礼》。从此，唐朝五礼的条文才完备，而后世使用它，虽然偶尔有所增减，但都不能超过它。
〔5〕贞元中，太常礼院脩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816，秘书郎、脩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818，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贞元年间，太常礼院的修撰王泾考订编排了历代祭祀天地和祖先礼仪的沿革制度，以及乐工歌咏和祝祷的号令，还绘制了坛庙和升降顺序的图示，编成了《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兼修撰韦公肃又收录了开元以后的礼仪文献，经过增减编成《礼阁新仪》三十卷。元和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编了《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集了元和以来王公士民在婚礼、祭祀、丧礼、葬礼方面的礼仪，编成《续曲台礼》三十卷。唉，考察这些文献记载，可以说是很完备了，把它们施行在贞观、开元年间，也可以说是很兴盛了，但之所以达不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隆盛，是因为只具备了形式而精神实质不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礼乐成了空名”啊！
〔8〕大祀：天、地、宗庙、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先蚕、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赠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州县之社稷、释奠。而天子亲祠者二十有四。三岁一祫，五岁一禘，当其岁则举。其余二十有二，一岁之间不能遍举，则有司摄事。其非常祀者，有时而行之。而皇后、皇太子岁行事者各一，其余皆有司行事。
大祀：天、地、宗庙、五帝以及追尊的皇帝、皇后。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帝社、先蚕、七祀、文宣王、武成王以及古代帝王、追赠的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以及州县的社稷、释奠礼。而天子亲自祭祀的有二十四项。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到了那年就举行。其余二十二项，一年之内不能全部举行，就由有关部门代理祭祀。那些不是常规祭祀的，有时举行。而皇后、皇太子每年各举行一次祭祀，其余都由有关部门举行。
〔9〕凡岁之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腊，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腊，享于太庙；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籍。
一年中常规的祭祀有二十二种：冬至、正月上旬的辛日，举行祈谷祭；孟夏，在圆丘举行雩祭，祭祀昊天上帝；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腊月，在南郊举行蜡祭，祭祀百神；春分，在东郊举行朝日祭；秋分，在西郊举行夕月祭；夏至，在方丘祭祀地神；孟冬，在北郊祭祀神州和地神；仲春和仲秋的上旬戊日，在太社祭祀；立春、立夏、季夏的土王日、立秋、立冬，在四郊祭祀五方天帝；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以及腊月，在太庙举行享祭；孟春的吉亥日，祭祀先农神，随后举行耕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