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初，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时，郑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钟律，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右司谏高若讷、韩琦，取保信、逸、瑗等钟律详考得失。度等上议曰：“保信所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而成尺。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空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逸、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鬴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同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有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
起初，冯元等人进献《新修景祐广乐记》的时候，郑保信、阮逸、胡瑗等人上奏请求制作钟律，皇帝下令让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右司谏高若讷、韩琦这几位官员，把保信、逸、瑗等人制作的钟律拿来仔细考察好坏。丁度等人上书说：“保信制作的尺，是用上党出产的黑黍里圆粒黍的一个黍粒的长度，累积起来做成尺。律管一支，根据尺截取九十黍的长度，管孔直径三分，管孔圆周九分，容积能装黑黍一千二百粒。接着用黍粒长度作为分，再次累积成尺，跟保信的尺和律管一比对，不一样。他做的龠、合、升、斗的深度和宽度，用算法推算，大体上都出差错，不合周代和汉代的量法。逸、瑗制作的，也是用上党黑黍里中等大小的黍粒累积宽度来求尺，制作黄钟的律管。现在用再次累积成的尺，跟逸、瑗做的比，又不一样。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鬴也大概都是这样。因为黍粒有圆有长、有大有小，保信用的是圆黍，又是首尾相接，逸等人只用大的，所以再一考核就不一样。尺既然有差别，就难用来定钟和磬。我们仔细考察了古今的制度，从晋到隋，累黍的方法，只是求尺来裁管，不用权衡和量器去参校，所以历代黄钟管能装黍粒的数量都不同。只有后周挖地得到古玉斗，根据玉斗造律管，同时制作权衡和量器，但也跟周、汉的制度不同。所以《汉志》里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的说法，都是从黄钟开始的。现在想要各类器物的制度互相参证没有失误，那班固《汉书·律历志》里的积分方法比较接近。逸等人用大黍累尺、用小黍装满龠，自己就违背了原本的方法。保信的黍尺用长度作为分，虽然符合后魏公孙崇说的，但当时已经不使用了，何况保信现在的尺用圆黍累积，而且是首尾相接，跟实际装龠的黍再次累积成尺不一样。他的量器，尺寸已经不合古制，那权衡的方法也不能单独用。”皇帝下诏全部停止。
又下诏让丁度等人详细审定太府寺以及保信、逸、瑗等人制作的尺子，丁度等人上奏说：
〔11〕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尺。）《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一寸，《孙子》十氂为分，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余年，古之律度当有考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籍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法。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以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物之生，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尔。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晋泰始十年274，荀勖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勖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勖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
长度标准的产生已经很久远了。《周官》记载用璧羡来制定长度（璧羡宽八寸、长一尺）。《礼记》说张开手掌的宽度就是一尺，《淮南子》说十二粒小米的宽度为一寸，《孙子算经》说十根毫毛的宽度是一分，十分为一寸。虽然各种说法不一样，但不知道该听哪个才好。《汉书·律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年间，朝廷征召天下通晓音律的人一百多名，让刘歆负责主持这件事。那时候周朝灭亡已经二百多年了，古代的律度应该还有可以考证的东西。凭着刘歆博通经典、精通历算的学问，如果他要制作什么标准，肯定不会平庸。他审定度量的方法是：“一粒黍子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前代学者解释经书常常引用这个说法，历代沿袭下来，成了固定的法规。可是年成有好有坏，土地有肥有瘦，就算在同一年、同一个地方，拿黍子来检验，结果也会不一样。这大概是因为天然的东西，本来就很难长得一模一样，古人立法不过是记个大概罢了。所以前代造尺，不只是靠累黍，还一定要找古代雅正的器物来互相校核。晋武帝泰始十年，荀勖等人校定尺度，用来调整乐器音律，这就是所谓的“晋前尺”。荀勖他们用了七种古物来勘验：第一是姑洗玉律，第二是小吕玉律，第三是西京铜望臬，第四是金错望臬，第五是铜斛，第六是古钱，第七是建武铜尺。当时用荀勖造的尺去量那些古器物，和器物上刻的尺寸完全一致，前代史书称赞他们用心精密。《隋书·律历志》记载的各代尺度有十五种，但都以晋前尺为基准，因为它跟周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都符合。
〔12〕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暨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置铜斛。世之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两者。臣等检详《汉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环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围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较其首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勖揆较之详密，校之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弘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宋尺同，以调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之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氂。今司天监影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晋荀勖所用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为西京，乃唐东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
我私下认为，周朝和汉朝两代，国运长久，圣贤们制定的法度，完全可以作为后世取法的标准。但隋朝销毁了金属和石质的标准器具，使得那些正规标准的器物很少再能保存下来。古代器物上有明确尺寸、在史书中有清楚记载、可以用来相互验证的，只有标准钱币了。周朝的钱币制度，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细了解。秦朝的半两钱，实际重量是八铢；汉朝初年的四铢钱，上面的文字也写着“半两”。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五铢钱，一直到隋朝，大多钱币都以五铢命名。由于历代尺寸标准屡次改变，所以这些钱币的大小轻重很少有相同的，只有刘歆铸造的铜斛可以作为标准。当时铸造的错刀和大泉五十，以及王莽天凤元年改铸的货布、货泉这类钱币，后世没有再听说出现过两种同时通用的。我们详细查阅《汉书·食货志》《通典》《唐六典》记载：“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错刀的圆环像大泉，刀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部长八分多，宽八分，足股长八分，间隔宽二分，好（钱孔）直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直径一寸。”现在拿大泉、错刀、货布、货泉这四种钱币相互校对，尺寸完全吻合。有些钱币的大小轻重与史志记载有微小差异，那是因为当时私铸的钱币很多，不一定都符合标准，只要比较它们的首、足、边、孔的长宽尺寸，与正史记载相合的就可以拿来用，这样铜斛的尺寸也就能够推知了。何况经典文献中的制度都起源于周代，凭借刘歆学识的渊博、祖冲之计算的精妙、荀勖考察的详细周密，他们的校核既然符合周尺，那是最可以取法的。再结合隋朝牛弘等人的议论，提到后周太祖命令苏绰制造铁尺，与宋尺相同，用于协调音律和丈量土地。唐代祖孝孙说，隋朝平定陈朝之后，废弃了周代的玉尺，改用这种铁尺作为律尺，但比较晋代的前尺长了六分四厘。现在司天监所用的影表尺，就是和岘所说的西京铜望臬，大概是洛阳的旧物。（晋代荀勖所用的西京铜望臬是西汉的器物，和岘称洛阳为西京，其实是唐代的东都。）现在用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钱币来校对，发现景表尺长了六分多，大致与宋、周、隋的尺寸相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铜斛、货布等器物的尺寸清清楚楚，可以验证。唐朝统治天下三百年，期间的制作法度，虽然赶不上周、汉两代，但也称得上是太平盛世了。
〔13〕今朝廷必求尺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与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影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弥长，出古远甚，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且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
现在朝廷如果一定要寻求尺度的标准，就应当依据汉钱的分寸。如果认为太祖承受天命、接受禅让，创立制度流传法则，曾经诏令和岘等人使用影表尺来主持修订金石乐律，七十年间，用于郊祭和庙祭，符合唐朝的制度，以表示留给后人的谋划，那么可以暂且依照影表旧尺，等待有精通乐律的学者，让他们考证订正，从而遵从周、汉的制度。王朴的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多，比影表尺短四分，既然前代没有使用过，又经过太祖朝更改。逸、瑗、保信以及照所用的太府寺等尺，它们的制度更长，远离古代标准很远，而且逸进献了《周礼度量法议》，想要先铸造嘉量，然后确定尺度和权衡，他的说法粗疏错误，不可依据使用。我谨慎地考证旧文，重新制造影表尺一把、校汉钱尺两把，连同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共十七枚进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