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齐王自诣粲，粲称疾不见。粲宗人通直郎袁达以为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时艰，与桂阳时不异，劫我入台，便无辞以拒。一如此，不复得出矣。”时齐王入屯朝堂，秉从父弟领军将军韫入直门下省，伯兴为直阁，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谋克日矫太后令，使韫、伯兴率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回率军来应。秉、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夜发。其日秉恇扰不知所为，晡后便束装，未暗，载妇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齐王遣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则为直阁，与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秉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时齐王使蕴募人，已得数百，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已暗夜，薛渊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便散走。齐王以报敬则，率所领收蕴杀之，并诛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渊，自仓门得入。时粲与秉等列兵登东门，僧静分兵攻府西门。粲与秉欲还赴府，既下城，列烛自照，僧静挺身暗往，粲子最觉有异人，以身卫粲，僧静直前斩之，父子俱殒，左右各分散。粲死时，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并乘轻舸，自新亭赴石头，闻粲败，乃驰还；其后并诛。秉事在《宗室传》。
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造反，齐王萧道成亲自去拜访袁粲，袁粲推说有病不见。袁粲的同宗、通直郎袁达认为不应该表现出意见分歧，袁粲说：“他如果认为皇帝年幼、时局艰难，和桂阳王叛乱时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强行拉我进宫，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一旦这样做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当时齐王进驻朝堂，刘秉的堂弟、领军将军刘韫入值门下省，伯兴担任直阁，黄回等将领都率领军队出驻新亭。袁粲计划在某天假传太后命令，让刘韫、伯兴率领禁卫军在朝堂攻打齐王，黄回率军接应。刘秉、任候伯等都赶赴石头城，本来约定夜里出发。但那天刘秉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下午三四点就开始打点行装，天还没黑，就带着妇女、席卷财物投奔袁粲，因此事情泄露。在此之前，齐王派将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率兵驻守石头城，名义上是帮助袁粲，实际上是防备他。又让心腹王敬则担任直阁，与伯兴共同掌管禁军。王蕴听说刘秉已经逃跑，叹息说：“今年大事要失败了！”当时齐王让王蕴招募士兵，已经招到几百人，于是王蕴率领部曲狼狈地向石头城进发。本来约定打开南门，但那时已是黑夜，薛渊等据守城门射箭，王蕴以为袁粲已经失败，当即四散逃走。齐王将情况报告王敬则，王敬则率领手下逮捕王蕴并杀了他，还杀了伯兴。又派军主戴僧静前往石头城协助薛渊，从仓门进入。当时袁粲与刘秉等在城东门列兵，戴僧静分兵攻打府城西门。袁粲与刘秉想回府城，下城后，点燃蜡烛照亮，戴僧静挺身悄悄靠近，袁粲的儿子袁最察觉有异样，用身体护卫袁粲，戴僧静上前一刀砍去，父子一同被杀，左右各自逃散。袁粲死时五十八岁。任候伯等人当晚乘小船从新亭赶往石头城，听说袁粲失败，急忙返回；后来全被诛杀。刘秉的事迹记载在《宗室传》里。
〔12〕齐永明元年483，诏曰：“昔魏矜袁绍，恩给丘坟；晋亮两王，荣覃余裔。斯盖怀旧流仁，原心兴宥，二代弘义，前载美谈。袁粲、刘秉，并与先朝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乃心，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岁月弥往，宜沾优隆。粲、秉前年改葬，茔兆未修，材官可为经略，粗合周礼。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可符荆州以时致送，还反旧墓，在所营葬事。”
南齐永明元年，皇帝下诏说：“过去魏国怜悯袁绍，给予他坟墓的恩惠；晋朝宽宥两位亲王，荣耀延及他们的后代。这是怀念旧情、施行仁德，推究其本心而给予宽宥，魏、晋两代的大义之举，是前代的美谈。袁粲、刘秉，同先朝一起辅佐宋皇室；沈攸之在景和年间，特别有忠心，虽然最终未能保持操守，但当初的忠诚值得记录。岁月已经过去，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袁粲、刘秉前年改葬，墓穴还没修好，材官可以规划料理，大致符合周礼。沈攸之及其儿子的灵柩在西部，可以发文给荆州按时送来，返回原来的墓地，由当地办理葬事。”
〔13〕史臣曰：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囗囗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故汉室囗囗，文举不屈曹氏；魏鼎将移，夏侯义不北面。若悉以二子为心，则两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标简贵，任属负图，朝野之望虽隆，然未以大节许也。及其赴危亡，审存灭，岂所谓义重于生乎！虽不达天命，而其道有足怀者。昔王经被旌于晋世，粲等亦改葬于圣朝，盛代同符，美矣！
史官评论说：开创基业的君主，如果没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就没法把事业做成；而继承帝位的君主，如果没有忠诚坚贞的操守，就没法守住家业。开创基业的君主，千年才出一个；继承帝位的君主，每个朝代都不缺。所以呢，需要靠机变来应付眼前的困难，但真正能让基业长久的还是靠忠贞的这条路。所以汉室衰微的时候，孔融宁死也不向曹操低头；魏国的江山要换主的时候，夏侯氏也坚持大义，不肯归顺新朝。如果人人都像他俩一样忠心，那么汉朝和魏朝应该就不会灭亡了。袁粲这个人，清高简约，地位显贵，被托付了辅佐幼主的大任，朝野上下对他的期望都很高，但当时并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大节。可等到他面临危亡、抉择生死的时候，他的行为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义重于生”吗！他虽然说不上通晓天命，但他所走的这条路，确实值得后人怀念。以前王经在晋朝得到了表彰，袁粲他们也在本朝被重新安葬，盛世和先朝一样表彰忠义，真是太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