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仇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曰：“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居非郊郭，事乖人间，幽栖穷岩，外缘两绝，守分养命，庶毕余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异论噂<口沓>，此虽相了，百姓不许寂默，今微为其防。’披疏骇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驰，归骨陛下。及经山阴，防卫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侦逻纵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为何事。及见顗，虽曰见亮，而装防如此，唯有罔惧。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证，非但显戮司败，以正国典，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谗谤，圣贤不免，然致谤之来，要有由趣。或轻死重气，结党聚群，或勇冠乡邦，剑客驰逐。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实悲其痛。诚复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牵曳疾病，束骸归款。仰凭陛下天鉴曲临，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臣忧怖弥日，羸疾发动，尸存恍惚，不知所陈。”
会稽城的东边有一个回踵湖，谢灵运请求排干湖水改造成农田，太祖（宋文帝）命令州郡官员去实地考察。这个湖离城很近，出产水产，百姓很珍惜它，孟顗坚持不给。谢灵运没能得到回踵湖，又请求把始宁的岯崲湖改成农田，孟顗又坚持不给。谢灵运说孟顗不是存心为民谋利，而是担心放干湖水会伤害很多生命，于是用言论诋毁孟顗，两人因此结下仇怨。因为谢灵运行为放纵，百姓受到惊扰，孟顗就上表说他有谋反的意图，派兵加强防备，并公开上书报告。谢灵运急忙离开京城，到皇宫门前上表说：“我自从生病回到山中，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住处不在城郊，行事也与俗世不同，隐居在深山里，与外界断绝来往，安分守己，休养性命，只求度过余生。忽然在上个月二十八日收到会稽太守孟顗二十七日的文书说：‘近来各种议论纷纷，我虽然了解你的情况，但百姓不允许沉默，现在稍微做一些防备。’我打开文书，又惊又惋惜，不明白什么原因，就星夜兼程，赶回陛下这里。经过山阴的时候，看到防卫非常显赫，有彭排、马枪，阻断街道小巷，巡逻侦察的人到处都是，兵器铠甲布满道路。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等到见了孟顗，虽说他明白我，但这样部署防卫，我只感到惶恐。我过去愧为近侍，曾蒙受天恩，如果我的罪迹明显，有文字证据，那么不仅应该公开处死以正国法，而且普天之下，自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如今以空名定罪，哪有比这更残酷的呢。自古以来谗言诽谤，连圣贤都不能避免，但招致诽谤，总要有缘由。有的人轻视死亡看重义气，结党聚众；有的人勇冠乡里，剑客驰骋。没听说过学习礼乐的人想要犯上作乱；隐居山林的人会制造冒犯皇上的事端。如今没有任何影迹，凭空诽谤，从古至今的酷虐，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我并非吝惜生命，实在是为这种冤痛感到悲伤。我确实反省自己问心无愧，但有理无处申辩。因此拖着病体，捆绑自己前来投案。仰仗陛下明察秋毫，那么我死的那天，就如同再生之年。我忧虑恐惧多日，身体衰弱生病发作，行尸走肉精神恍惚，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87〕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赐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灵运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乃诏曰：“灵运罪衅累仍，诚合尽法。但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后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宋文帝知道谢灵运是被诬陷的，就没有治他的罪。不想让他东归故里，就任命他为临川内史，赐给他中二千石的俸禄。谢灵运在临川郡游山玩水、放纵自己，和在永嘉时没什么两样，结果被有关部门检举。司徒刘义康派遣使者随同州从事郑望生去逮捕谢灵运，谢灵运反而扣押了郑望生，起兵叛逃，从此有了叛逆之心。他作诗说：“韩国灭亡后张良奋起，秦国称帝后鲁仲连感到羞耻。我本是江海之人，忠义之心感动君子。”后来朝廷派兵追捕，擒获了他，送交廷尉治罪。廷尉上奏说谢灵运率领部众反叛，依法应当判处斩刑。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华，想只免去官职就算了。但彭城王刘义康坚持认为不应宽恕，于是文帝下诏说：“谢灵运罪行接连不断，确实应该依法处死。但谢玄的功勋可比微子和管仲，应当宽宥到他的后代，可减轻死刑一等，流放到广州。”
〔88〕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乱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受掩讨，遂共格战，悉禽付狱。其一人姓赵名钦，山阳县人，云：“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433，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子凤，蚤卒。
后来，秦郡的府将宗齐受来到涂口，走到桃墟村时，看见有七个人在路边胡言乱语，怀疑他们不是普通人，回去报告了郡县。郡县派兵跟着宗齐受前去突袭搜捕，于是双方发生格斗，最终把他们全部抓获，关进监狱。其中一人叫赵钦，是山阳县人，交代说：“同村人薛道双先前曾与谢康乐（谢灵运）一起做事，在去年九月初，薛道双通过同村人成国来告诉我：原先担任临川郡守、因犯事被流放到广州的谢康乐，给了钱让我们购买弓箭、刀、盾等兵器，让薛道双招募同乡的壮士，在三江口拦截劫夺他。如果能成功，事成之后，功劳一起共享。”于是我们集结同伙准备拦截，但没有赶上。后来因为饥饿，就在沿路抢劫。有关部门又上奏请求依法收捕治罪，太祖（宋文帝）下诏在广州执行弃市之刑。临死时谢灵运作诗道：“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里所称的龚胜、李业，就像他先前诗作里提到的张良（子房）、鲁仲连（鲁连）一样，都是表达自己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心志。当时是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时年四十九岁。他所写的文章流传后世。他的儿子谢凤，早早去世了。
〔89〕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史臣说：人民天生就带有天地的灵气，具备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德性，刚强和柔软交替，高兴和愤怒分别。内心志意有了波动，就会通过歌咏表现出来。《诗经》的六义就是由此而来，四始也与此相关，高高低低的歌谣，纷纷繁繁地散布在诗歌中。虽然虞夏之前，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但人禀受元气、抱有灵性，按理来说是一样的。那么歌咏的产生，应该从有人类就开始了。周朝衰落以后，文学的风气更加显著，屈原、宋玉在前面开创源头，贾谊、司马相如在后头扬起芳尘，他们美好的文辞能够刻入金石，高尚的义气直逼云天。从此以后，人们的感情志向越来越广阔。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蔡邕这些人，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朝一个方向跑，互相学习。虽然优美的词句常常出现，但芜杂累赘的东西也不少。至于张衡，文采华美，文章跟着情感变化，他达到的高峰，很长时间没有人能接上。到了建安年间，曹家建立基业，曹操、曹丕、曹植都富有文采，这才开始用情感来组织文字，用文字来包裹内容。从汉朝到魏朝，四百多年，文人才子，文体经历了三次变化：司马相如擅长描写形状外貌，班固擅长说理抒情，曹植、王粲以气质为本，各有特色，在各自时代独占风采。所以当时的文人，都互相羡慕学习，但推究他们文风的源头，没有不是以《国风》和《离骚》为祖宗。只是因为喜好不同，所以立意和体制就互相不同了。到了元康年间，潘岳、陆机特别突出，音调不同于班固、贾谊，体制不同于曹植、王粲，意思繁密得像星星，文采华丽得像锦绣。他们接续了平台的风雅，吸收了南皮的格调，留下的影响，在江左达到最高。东晋中兴，玄学风气势很盛，做学问只研究老子的道理，博学只限于《庄子》的七篇文章，写文章也局限在这些内容。从建武到义熙，将近一百年，虽然作品像波浪一样接连不断，但无不是讲玄远的道，托意于玄妙的道理，刚健华丽的文章，再也听不到了。殷仲文开始改变孙绰、许询的风气，谢混大大改变了太元时期的文风。到了刘宋，颜延之和谢灵运名声大振。谢灵运兴趣高远，颜延之风格缜密，都能和前人并驾，成为后代的典范。如果大家坐下来讨论前人作品，其中的好坏，也许可以说一说。五色相互映衬，八音和谐流畅，都是因为色彩和音律适合各自的东西。要想让宫音和羽音相互变化，高低互相节制，如果前面是浮声，后面就要用切响。在一句里，音韵都要不同；两句之间，轻重都要有别。理解了这个道理，才可以谈文章。至于前人的好作品，被大家传诵，曹植的《函京》诗，王粲的《霸岸》篇，孙楚的《零雨》章，王瓒的《朔风》句，都是直接抒发情感，不依靠典故，正是用音律调整韵律，比前人的形式更高。自从屈原以来，这个秘密一直没有被发现。好的句子音韵自然天成，都是暗中符合规律，不是靠思考得来的。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先明白，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差得更远。世上懂音乐的人，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我说得不错。如果说不对，那就等后来的聪明人来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