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初，元兴三年404四月，不得殷祠进用十月，计常限，则义熙三年407冬又当殷；若更起端，则应用来年四月。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议：“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礼。殷祭旧准不差，盖施于经常尔。至于义熙之庆，经古莫二，虽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谓理运惟新，于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议：“殷无定日，考时致敬，且礼意尚简。去年十月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太学博士徐乾议：“三年407一祫，五年409一禘，经传记籍，不见补殷之文。”员外散骑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寻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1206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374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则应用四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冬，但未详其事。太元元年376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则应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计辛未岁十月，来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传》云，祫从先君来，积数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为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领会之节，远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迁，非其常度。宁康、太元前事可依。虽年有旷近之异，然追计之理同矣。愚谓从复常次者，以推归正之道也。”左丞刘润之等议：“太元元年376四月应殷，而礼官堕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应即以失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为始。当用三年十月。”尚书奏从王谧议，以元年十月为始也。
起初，在元兴三年四月，没能举行殷祭而改在十月进行。按常规期限计算，那么在义熙三年冬天又应当举行殷祭；如果重新开始计算周期，那么应该在次年四月举行。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建议说：“有非常之喜庆，必有非常之礼。殷祭旧有的标准没有差错，那只是适用于平常时期。至于义熙年间的喜庆，是自古以来没有第二次的，虽然说是天子返回京城，道理上等同于承受天命。我们认为，时运更新，从此开始。应该在四月举行。”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建议说：“殷祭没有固定的日期，是考察季节来行礼，而且礼意崇尚简洁。去年十月举行的祭祀，虽然在日期上有些偏差，但是情感和礼仪都已完备，应该仍然以那次为准。”太学博士徐乾建议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经典史籍中没有记载补行殷祭的文字。”员外散骑侍郎兼著作郎徐广建议说：“考察以往的事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举行殷祭；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举行殷祭。如果按照常规距离前次三十个月，那么下一次应该在四月。当时可能因为有特殊情况，而改在冬季，只是不清楚具体原因。太元元年十月举行殷祭，依照常规三十个月，那么应该在二年四月。这是回顾计算辛未年十月，到这时合计六十个月而举行第二次殷祭。何邵甫注释《公羊传》说：‘祫祭从先君开始，累积年数作为间隔。’——‘从僖公八年到文公二年，知道是祫祭。’如此，开始于起点，继承源头形成流变，领悟的关键在于远追宗族根本。当年因故推迟，不是正常规定。宁康、太元时期的前例可以依据。虽然年数有间隔远近的不同，但追溯计算的道理相同。我认为恢复常规次序，是推求回归正轨的方法。”左丞刘润之等人建议说：“太元元年四月应该举行殷祭，但是礼官失误，决定使用十月。本来不是正确的日期，不应该就以那个失误作为起点。应该返回最初的四月作为起点。应当在三年十月举行。”尚书上奏采纳王谧的建议，以元年十月作为起始。
〔61〕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郎范泰参议，依永初三年422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则犹在禫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礼》，三年422丧毕，然后祫于太祖。又云‘三年422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绋行事’。且不禫即祭，见讥《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祼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虽祥禫空存，无綅缟之变，烝尝荐祀，不异平日。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忧为碍。”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422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议：“《虞礼》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禫祭，当四时之祭日，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郑玄云：‘闵公心惧于难，务自尊成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肃等言于魏朝云，今权宜存古礼，俟毕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祫则祫。郑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为有疑，亦以鲁闵设服，因言丧之纪制尔。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三年422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御世宜尔。宗庙大礼，宜依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诏可。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这天，有关部门上奏说：“依照旧例，今年十月是举行殷祭的月份，领曹郎范泰参与讨论，按照永初三年的例子，必须等到丧期满两年之后才能举行殷祭。但是丧期两年结束要到明年三月，如果明年四月举行殷祭，那还在服禫期内（禫是丧期满二十七个月后的除服祭，但这里讨论的是另一种丧期计算）。”皇帝下令让礼官讨论确定。国子助教苏玮生发表意见说：“根据《礼经》，三年丧期结束，然后才能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又说‘三年不祭祀，只有天地和社稷可以越过丧期进行’。而且不举行禫祭就祭祀，被《春秋》所讥讽。按古礼，丧服还没满，本来就没有祭祀的道理。自从汉文帝以来，一律采用权宜制度，宗庙祭祀和朝聘活动，都当作吉事来办。虽然祥祭和禫祭的形式还在，但没有丧服的改变，四季的祭祀也和平时没有不同。殷祭的礼仪既然没有特别之处，怎么能只因为心里哀伤就成了障碍呢？”太学博士徐宏议论说：“三年的丧期，虽然采用了权宜制度，但再周年祥祭时，仍然穿着白色丧服，不算完全的吉礼，不能举行祭祀。我认为明年四月不宜举行殷祭，十月就可以。”太常丞朱膺之议论说：“《虞礼》说：‘中间一个月举行禫祭，这个月如果有吉祭，还不用配偶配享。’意思是二十七个月禫祭之后，遇到四时祭祀的日子，仍然不用他的配偶配享，因为哀伤还没有忘记。由此推论，没举行禫祭就不能祭祀。另外《春秋》闵公二年，在庄公庙举行吉禘。郑玄解释说：‘闵公心里害怕灾难，想要通过尊崇自己来压制灾祸，总共二十二个月就除丧，而且没有举行禫祭。’说‘又不禫’，说明禫期内不能举行禘祭。考察王肃等人在魏朝时说过，如今权宜保存古礼，等待三年期满。旧的说法是三年丧期结束后，遇到禘祭就举行禘，遇到祫祭就举行祫。郑玄说：‘禘在孟夏，祫在孟秋。’现在沿袭下来用十月。像徐宏所引用的《公羊传》文字，似乎有疑问，那也只是因为鲁闵公设置丧服的事例，借此说明丧期的制度罢了。何必完全允许穿着白色丧服就可以举行吉禘？即使《公羊传》有不同说法，官方应该以礼为正，也要权衡适当。”郎中周景远参与议论说：“永初三年九月十日上奏傅亮的建议：‘权宜制度是为了适应世事，宗庙大礼应该依照古典。’这是皇宋开国时的既定准则。我认为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提议用明年十月举行殷祭是妥当的。”皇帝下诏同意。
〔62〕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463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应殷祠，若事中未得为，得用孟秋与不？”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记》云：‘天子祫禘祫尝祫烝。’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启议，自泰和四年1204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国又启，永和十年354至今五十余年，用三十月辄殷祠。博士徐乾据《礼》难安国。乾又引晋咸康六年340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于时晋朝虽不从乾议，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孟秋，于礼无违。参议据礼有证，谓用孟秋为允。”诏可。
南朝宋时的殷祭（大型祭祀）都是等到服丧期满之后才举行的。大明七年二月辛亥这一天，有官员上奏说：“四月应该举行殷祠，如果届时事情来不及，能否改用孟秋（七月）举行？”领军长史周景远发表意见说：“根据《礼记》记载：‘天子在夏天举行祫祭和禘祭，秋天举行祫祭和尝祭，冬天举行祫祭和烝祭。’按这种礼文，夏、秋、冬三个季节都可以举行殷祭，并不只限于冬夏两季。晋朝义熙初年，仆射孔安国启奏议论，从泰和四年以来沿袭的殷祭，都在冬夏两季举行。孔安国又启奏说，从永和十年到现在五十多年，都是每隔三十个月就举行一次殷祠。博士徐乾根据《礼》书反驳孔安国。徐乾又引用晋朝咸康六年七月举行殷祠的例子，说明殷祭并不专门限定在冬夏两季。当时晋朝虽然没有采纳徐乾的议论，但徐乾根据礼制和咸康年间的旧例，孔安国没法驳倒他。现在如果因为今年四月不能举行殷祠，改到孟秋举行，这在礼制上并不违背。参与讨论的人据礼有凭证，认为用孟秋是合适的。”皇帝下诏同意。
〔63〕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升平五年361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后，不作乐。初，永嘉中，散骑常侍江统议曰：“《阳秋》之义，去乐卒事。”是为吉祭有废乐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后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从太常丘夷等议，撤乐。逌寻详今行汉制，无特祀之别。既入庙吉禘，何疑于乐。”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这一天，弘训宫的羊太后去世了。宗庙暂时停止了这一季的祭祀，天地明堂也撤去了音乐，并且不再进献祭肉。到了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日，举行殷祭，因为穆帝去世不久，所以没有奏乐。当初，在永嘉年间，散骑常侍江统议论说：“《阳秋》中记载的意思，是撤去音乐来完成祭祀。”这说明吉祭也有废除音乐的，所以升平末年就按照这个做法实行了。后来，太常江逌上表说：“穆帝安葬之后十月的殷祭，听从了太常丘夷等人的建议，撤去了音乐。我仔细考察现在实行的汉朝制度，并没有特别祭祀的区别。既然已经进入宗庙举行吉禘，对于奏乐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64〕史臣曰：闻乐不怡，故申情于遏密。至于谅暗夺服，虑政事之荒废，是以乘权通以设变，量轻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与寝声，非有损益于机务，纵复回疑于两端，固宜缘恩而从戚矣。宋世国有故，庙祠皆悬而不乐。
史官说：听到音乐并不快乐，因此把情感寄托在停止奏乐上。至于在守丧期间被迫除去丧服，是因为担心政事荒废，所以根据实际权力通变处理，权衡轻重而做出让步。至于奏乐和不奏乐，对政务并没有什么影响，即使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本来也应该依据恩情，顺从哀戚之情。刘宋时期国家有变故，宗庙祭祀都只悬挂乐器而不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