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书》本纪八，列传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请撰次，而诏德棻与陈叔达、庾俭成之。
《周书》这部史书，有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总共五十篇。唐朝时，令狐德棻请求编纂《周书》，皇上就下诏让令狐德棻跟陈叔达、庾俭一起完成这项工作。
〔2〕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今既镂版以传学官，而臣等始预其是正，又序其目录一篇曰：
宋仁宗时期，拿出太清楼的藏本，合并史馆和秘阁的藏本，又征集天下献书，并采用了夏竦、李巽家的藏本，交付馆阁校正其中的文字。现在已经刻版印刷来传给学官，而臣等开始参与这项校订工作，又为目录写了一篇序言说：
〔3〕周之六帝，当四海分裂之时，形势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于一，而材足以有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苏绰于稠人之中，始知之未尽也，卧予之言，既当其意，遂起，并昼夜谘诹酬酢，知其果可以断安危治乱之谋，而诎己以听之。考于书，唯府兵之设，敛千岁已散之民而系之兵，庶几得三代之遗意，能不骇人视听以就其事，而效见于后世。文帝尝患文章浮薄，使绰为《大诰》以劝，而卒能变一时士大夫之制作。然则势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虽然，非文帝之智内有以得于己，而苏绰之守外不诎于人，则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犹且恳恳以诱之言，又况无所待之豪杰，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为王霸之异，而至于诎己任人，则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难。《传》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盖道极于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质，推之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以其粗尔；然非致其精于己，则其粗亦不能以为人。惟能自爱其身，则内不欺其心，内不欺其心，则外不蔽于物，然后好恶无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无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无以廋其实，尚何患乎论之不一哉？于是贤能任使之尽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托忠以诬君子，又从而为之劝禁，则小人忿欲之心已黜于冥冥之际，君子乐以其类进而摩厉其俗，凛然有耻。君臣相与谋于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驰骛于下，有忠信之守而无傅会迁就之患，则法度有怫于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盖虚然后能受天下之实，约然后能操天下之烦。垂缨摄衽，俯仰庙堂，无为以应万几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为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势则异焉。世独颂尧、舜之无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无为，而思则不可一日已也。《书》曰：“思曰睿。”扬雄曰：“于道则劳。”其不然欤？盖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则不能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丰杀，法度有视时而革者，必待人而后谋，则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岂先王为治之序哉？彼区区之周，何足以议，徒取其能因一时君臣之致好，犹足以见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为之势乎！是固不宜无论也。
周朝的几位皇帝，正处在天下四分五裂的时候，形势非常窘迫。但毅然有志于统一天下，而且才能足以有所作为的，只有文帝一个人罢了。文帝从人群里把苏绰召来，刚开始对他的了解还不深入；后来在卧榻上交谈，苏绰的话正好合了他的心意，于是文帝马上起身，日夜不停地向他咨询讨论，知道他确实能够决断安危治乱的大计，就放低自己听从他的意见。考察史书，只有府兵的设立，把千年以来早就离散的百姓聚集起来，编进军队，差不多保留了夏、商、周三代的风范，能够不惊动众人的视听就把这事办成，而且在后世显出了效果。文帝曾经忧虑文章浮华轻薄，让苏绰仿《尚书》写了一篇《大诰》来劝勉，最后居然改变了一时士大夫的写作风气。这样看来，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想要鼓舞下面的人，还怕什么事做不成呢？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文帝的智慧在心里有主见，而苏绰的操守在外部不向人屈服，那么未必一定有那样的结果。像他们君臣这样的遇合，虽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之道来办事，尚且还能诚恳地用言语来引导，何况那些没有外在依赖的豪杰，难道可以轻易招纳来养着吗？用德义去推行仁政，这是王道和霸道的区别；但说到放低自己、任用别人，这一点却从来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君主能够驾驭臣子，是天下最困难的事。《传》上说：“要获得人才得靠自身的修养，修养自身要依靠道，修养道要依靠仁。”道高到不可测知的神妙境界，而人本身有它的材质，把它推广运用于天下国家的，只是它粗糙的部分罢了；但是如果不把精粹之处收归自身，那么粗糙部分也没法用来对待别人。只有能爱惜自身，才能对内不欺骗自己的心，对内不欺骗自己的心，对外就不会被外物蒙蔽，那样好恶就无从生起，哪里还有自我呢？能够没有自我，才能真正得到自己，才能够揣度天下的道理，听懂别人的话语，邪恶与正直无法隐藏实情，还担心议论不一致吗？在这种情况下，贤能的人被任用，各自施展他们的本领，而我所省察的依靠天下人的耳目，小人无法假托忠诚来诬陷君子，又从而加以劝勉和禁止，那么小人的恼怒贪欲之心已经在无形中被消除了，君子乐于和自己一类人一起上进并且磨炼世风，人人严肃而有羞耻心。君臣在上面一起谋划，针对弊病来更新法令制度，让有才能的人在下面奔忙，有忠信的操守而没有牵强迁就的弊病，那么法令制度即使有违背民意的地方，下面也不敢不拿实情来报告上面吧？谦虚然后才能接受天下的实情，简约然后才能驾驭天下的烦杂。端正衣冠，在朝廷上俯仰应对，看似无为而应对万机，只不过是竭尽他的思虑罢了。思考这件事，是王者的事务，君臣是一样的，但君主的势位却不同。世人只歌颂尧、舜的无为，哪里知道君主自然应该无为，但思考却一天也不能停止呢。《尚书》说：“思考叫做睿智。”扬雄说：“对于道来说，思考是劳累的。”难道不对吗？法令制度完善了，但不用道来造就人，就不能守住它。而人口的多少，物产的丰歉，法令制度有根据时代而变动的，必须等有合适的人才能谋划，这样难道可以不用心思考吗？如果没做到这些，却只想变革法度，这哪里是先王治理国家的次序呢？那个小小的周朝，哪里值得议论，只不过取它能因一时君臣的投契，还足以见到效果，又何况慷慨地实行先王之道而得到大有作为的形势呢！这本来就不应该不加谈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