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入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地。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从前汉文帝对待邓通，可以说是宠爱到极点，但依然能让申屠嘉实现他惩办邓通的意愿。既然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又何必担心身边的小臣呢？到了近代，外戚和宦官如果请托的事情办不成，心里不满意，立刻就能让人陷入无法预料的灾祸，哪里还能弹劾纠正他们呢！过去是赋予重任而责任较轻，现在是赋予轻任而责任却很重。当初贾谊有感于绛侯周勃被囚禁的困辱，于是向皇帝陈述大臣应当注重廉耻的名节，开启了让大臣自杀的先例。从此以后，这就成了惯例。继位的君主，从出生就见到这种情况，习以为常，竟然没有觉悟。唉，真可悲啊！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是愚笨的人也懂得这是难事，何况是明智的君子呢！光武帝削弱了三公的权柄，到现在更加严重，不授予外戚权力，但几代下来也没能施行，这大概是亲疏关系不同造成的。母后的家族，身边的近臣，拥有这样最亲近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尊贵和权力能延续万世。通常这种衰败，没有一个朝代不发生，却没有人以此为鉴，也实在令人痛心。不如设置丞相，让他总揽政务。如果委任三公，就应该分别职责，让他们各自负责。凡是为政的人，不应当与他们联姻；联姻的人，不应当让他们为政。像这样，如果当政的人害民，举用失去贤才，百姓不安定，诉讼不停，天地多变故，人和物多妖异，这时就可以分别追究他们的罪责了。
〔53〕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媟近，输权重于妇党，算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有人说：国家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了。回答说：人才实在难得，何必嫌权力太重呢？从前霍禹、窦宪、邓骘、梁冀那些人，凭借外戚的身份，掌握国家大权；等到他们被处死，只靠一纸诏书，一个早晨就决定了，有什么可害怕权力重的呢？现在国家把君主的英明智慧泄露给亲近的小人，把权力交给外戚妇女，算来十代之中，有八九代都是这样做的。不怪罪这个却怀疑那个，多么荒谬啊！
〔54〕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乘鷇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时居晦，回泬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赊；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防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论说：诸子百家中谈论政治的理论由来已久了。大体上都是归于巩固根本，改革时弊。因为时运变化无常，人们的意见偏颇杂乱，所以议论纷纷，相互违背。我尝试着妄加议论，认为时代已经不是伏羲、神农那样淳朴的时期，人们过着像小鸟一样无思无虑的生活，教化的事迹开始出现，情感私欲也随之产生。即使有周全万物的智慧，也不能完全研究透它的推移变化；山川的深奥，也不足以比喻它的曲折险阻。所以应付世俗和适应事务，难以用常规来限制。如果任用的人能精通其道，那么不同的途径也会汇聚到同一个目标；如果才能差了一分一毫，那么就会导致背离。为什么这样说呢？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效法天道达到极致，施与和舍弃的原则，本应没有不同的典制。但减损和增益因时运不同，文采和质朴交替施行。用人处于昏暗不明的时代，做事比前代更加曲折；发动战争或举行礼仪祭祀，和上古相比也有参差。到了后来，帝王乘坐黄屋车、穿着葛布衣，丰厚和菲薄虽然不同，但达到教化的效果是一样的；也有宽赦公族、对储君施以黥刑，宽大和严酷相差很大，但防止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相同。这就是如同分流波浪而共有一个源头，百种思虑而归于一致。如果偏于私情而矫枉过正，那么曲和直都会过头。所以穿着葛鞋踩霜，弊端在于过分崇尚节俭；穿着华丽衣饰，要警戒于奢侈无度；放松禁令而厚待下属，会导致尾大不掉而欺凌弱小；收缴威严加重刑罚，会因苛刻而分崩离析。这些就是《曹风》《魏风》所讽刺的，用以表明国家的风气；周朝、秦朝末年的轨迹，就是在细微之处显出灭亡的征兆。所以采用或舍弃的关键，是兴盛或失败所依赖的。因此政务繁简要看时势，宽大和严厉要互相补益。把刑书铸在鼎上，事情可以详尽；约法三章作为法令，贵在能够简约。太叔施行严厉政治得到赞美，子产去世后百姓流下怀念的眼泪，赵宣孟改变成冬日般的温和，平阳侯遵循统一的法律。这确实是张弛有度的宏大成果，可以验证其治理的统系啊！这几位先生对当世的得失都已研究透彻，但大多违背了通达变通的道理，喜欢申说一隅之见。崇尚清静的人，认为儒家的讲学是迂腐之论；拘泥名实的人，认为道家学说是荒诞之辞。有人推崇前代君王的风范，认为可以在当时施行；有人引用救弊的规则，认为应该流传于后世。考察这些看似厚重的议论，其实会成为弊端。如果认为船不能在陆地上推行，瑟没有一成不变的音调，不局限于局部而怀疑远方，不拘泥于玄妙而妨碍朴素，那么教化的枢纽各自掌管其极限，治理的大要大概就可以谈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