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南齐书》有八篇本纪、十一篇志、四十篇列传，总共五十九篇，是梁朝萧子显撰写的。起初江淹已经写了十篇志，沈约又写了《齐纪》，而萧子显自己上表梁武帝，另外撰写了这部书。我们于是校正其中的错误，并叙述它的篇目，说：
〔2〕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想要把是非、得失、兴衰、治乱的原因当作法则和警戒，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托付（指史官或史书），然后才能流传得长久，这就是史书写作的原因。但如果托付的人不恰当，那么有时会失去本意，有时会搞乱事实，有时分析道理不通达，有时遣词造句不完善，所以即使有特殊的功绩美德、非同寻常的事迹，也会暗淡而不彰显，被埋没而不显露；而那些凶恶、猥琐、奸邪、罪恶的形貌，却可以侥幸地被掩盖。
〔3〕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让我试着来论述一下：古代所说的优秀史官，他们的智慧一定能够完全通晓万事万物的道理，他们的道义一定能够适用于天下的实际需要，他们的才智一定能够理解难以知晓的含义，他们的文笔一定能够表达难以显露的情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胜任史官的职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唐尧和虞舜具有神圣的本性，拥有微妙的品德，让照着做的人不能完全理解，能理解的人也无法说清楚，他们把这些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他们颁布号令，设立法度，言语非常简约，体制非常完备，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而撰写《尧典》《舜典》的人，推究并阐明了这些道理，他们所记载的，难道仅仅是那些事迹吗？他们连同那些深远微妙的意义一同传了下来。大小精粗，没有不全面的；本末先后，没有不清楚的。让诵读这些记载的人，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探求其意旨的人，好像面对着那些人。这难道不可以说智慧足以通晓万事万物之理，道义足以适用于天下之用，才智足以理解难知之意，文笔足以表达难显之情吗？在那个时候，难道仅仅是执政的人都是天下的英才吗？连那些执简握笔随从的人，也都是圣贤一类的人物。两汉以来做史官的人，离开这种境界就远了。司马迁在五帝三王已经去世数千年之后，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依靠那些散失残缺的经书以及传记百家的学说，一点点地搜集，来集中记载善恶的事迹和兴废的端绪，又创立自己的见解，写成本纪、世家、八书、列传的文章，这也称得上奇才了。但是，他损害了天下神圣的法则，是非颠倒，采集选取错误混乱的地方，难道还少吗？这难道不可以说智慧不足以通晓万事之理，道义不足以适用天下之用，才智不足以理解难知之意，文笔不足以表达难显之情吗？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做史官的人中，像司马迁这样的文章，也不可不说是俊伟杰出的人才、不平常的人士，然而却认为他智慧不足以通晓万事之理，道义不足以适用天下之用，才智不足以理解难知之意，文笔不足以表达难显之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圣贤的高远情怀，司马迁本来就不能完全传达他们的情感而让后人看到，所以不能与古代良史相提并论。司马迁的得失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的人呢？至于《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后周书》等，更是不值得评说了。
〔4〕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味，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萧子显对于文史，喜欢自我发挥，他对于旧史的更改、批判、雕琢辞藻的变化特别多，但他的文笔反而更差了。难道不是才能本来就不能强求的吗？几代的史书都是这样，所以历史事迹暧昧不清。虽然有一些顺应时势建立功名的君主，以及和他们共同谋划的臣子，却未能有显赫到震动天下人的耳目、流传于天下人口中的事迹。而那些一时之间偷窃、倾覆、悖理反义的人，也幸好没有暴露于世，难道不是所托非人吗？怎能不令人痛惜！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之道的，所以撰写史书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人才，才能胜任这个职责。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