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为降服大功不可冠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唯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传重，并欲使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复再降，犹依小功之礼，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故无有异。唯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弱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他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幼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又不兼于大功。若实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又有令旨推论说：“下殇小功的丧服不能娶媳妇，那么降服大功也不能给儿子办冠礼和婚礼。”我私下琢磨这个意思：如果降服大功不能给儿子办冠礼和婚礼，那降服小功也不能给自己办冠礼和婚礼，这样一来所有降服大功和小功的人就都不能办冠礼和婚礼了。《记》文按理应该说降服就不行，怎么能只提下殇呢？现在不提降服，偏偏专门举出下殇，这肯定有它的道理。女子出嫁或者过继给别人，有时又会再降一等。过继的人对本家姊妹降服为大功；如果是大夫给作为士的父亲服丧，又因为尊卑而降服，就成了小功。这些情况对冠礼和婚礼的意义没什么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出嫁有接收的人（夫家），过继有承担传承的人（继家），都是想让这边的丧服轻些，那边的丧服重些。这边的丧服虽然降了，那边的丧服却加重了。以前实际上是期亲，即使再次降等，仍然按小功的礼办，可以行冠礼结婚。至于期亲降为大功、大功降为小功，只降了一等，降等有章法，丧服还没到期就办冠礼婚礼，所以没什么不同。只有下殇的丧服，特别说明不能结婚的道理，是因为年龄幼小的缘故。夭折的悲哀很深，既没有像出嫁那样被外姓接收，又不同于过继到别家传承宗庙，担心因为年幼丧服轻，一下子就成了减杀恩情，所以特别说明不能结婚，以显示原本的重视恩情。因此所有降服，冠礼婚礼没有区别，只有下殇才明确不能结婚。道理是这样，就不能说大功的降服都不能办冠礼婚礼了。而且《记》说“下殇小功”，说下殇就不包括中殇上殇，说小功又不包括大功。如果确实大功小功的降服都不能办冠礼婚礼，上殇中殇也不能办冠礼婚礼，那么《记》文就不会直接说“下殇小功则不可”了。恐怕不是文章的本意。这也是我琛所疑惑的。
〔9〕遂从琛议。加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迁御史中丞，参礼仪如先。
于是听从了琛的建议。加封他为员外散骑常侍。以前尚书省南面座位上没有貂尾装饰，貂尾装饰是从琛开始的。后来升任御史中丞，仍然像以前一样参与礼仪事务。
〔10〕琛性贪啬，多受赇赂，家产既丰，买主第为宅，为有司奏，坐免官。
琛生性贪婪吝啬，多次收受贿赂，家产已经很丰厚了，还买了公主的府第作为住宅，被有关部门上奏弹劾，因此被免去官职。
〔11〕后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参礼仪事。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进见武帝，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闲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时武帝年高，任职者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启陈事条，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国家之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调，动致逋积，而人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则易于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诡竞求进，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长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残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人，费息则财聚。若言小费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则终年不止矣。”书奏，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受敕责琛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阘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能皆恶。卿可分明显出其人。卿云‘宜导之节俭’，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事，于义可否？以噎废餐，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后来他担任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尚书左丞，参与礼仪事务。贺琛前后任职期间，凡是郊祀和宗庙的礼仪大多由他创制制定。每次进见梁武帝，武帝和他交谈常常谈到很久，所以朝廷中说：“上殿不下有贺雅。”贺琛容貌举止闲雅，所以当时人这样称呼他。后来升任散骑常侍，仍旧参与礼仪事务。当时梁武帝年事已高，任职的人往往粉饰奸邪谄媚，严重危害当时政治。贺琛上书陈述政事，密封奏报大致内容。其中第一件事说：“现在北边已经顺服，正是生聚教训的时候，但天下户口却在减少，这确实是当今的紧急要务。国家对于关外的征收，赋税很少，但每年的租调常常拖欠积压，而百姓失去安居乐业，这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吗？”第二件事说：“现在天下的地方长官，之所以都崇尚贪婪残暴，很少有廉洁清白的，确实是因为风俗奢侈靡费造成的。想要使人坚守廉洁，官吏崇尚清白，怎么能做到呢？现在实在应该严格制定禁令制度，用节俭来引导，贬斥那些雕饰浪费的人，弹劾举报浮华的行为，使大家都知道改变视听，改变好恶，那么就容易如反掌了。”第三件事说：“那些器量狭小的人，用诡诈手段争着求进，运用微小的智慧，追求分外的需求，把刻薄当作才能，把追查逐退当作任务，助长弊病增加奸邪，确实是由于这个。现在真诚希望责求他们公平的成效，罢黜他们残忍愚昧的心思，那么下面安定上面太平，没有侥幸的祸患了。”第四件事说：“自从征伐北方边境以来，国库空虚，现在天下无事，但还感到每日时间不够用，确实是有原因的。国家疲弊就应该减省事务停止费用，事省就能养民，费息就能聚财。如果说小费用不会损害财富，那么终年不会停止；认为小劳役不会妨害百姓，那么终年不会停息。”奏章呈上后，梁武帝非常愤怒，召来主书在面前，口授敕令责备贺琛说：“我拥有天下四十多年，上书直言的人，我每天都能听到看到。常常苦于事务繁重，更增加昏乱迷惑。你佩带貂尾绶带（指居高位），见闻广博，不应该同于庸碌小人，只求博取名声，说我能上书言事，遗憾朝廷不能接受。你说‘现在北边顺服，正是生聚教训之时，而百姓失去安居，是地方长官的过错’。但是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使不完全好，也不能都是坏的。你可以清楚明白地指出那个人。你说‘应该用节俭来引导’，又说‘最好的治国之道必须以淳朴为先’。这话很好。孔子说：‘自身端正，不用命令就能实行；自身不端正，即使命令也不服从。’我断绝房事三十多年，不与女人同屋睡觉也三十多年，居住不过一床之地，雕饰的物品不进入宫中，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我天生不喝酒，天生不喜欢音乐，所以朝廷中设宴不曾奏乐。我三更起来处理政事，根据事务多少。事务少，中午前能结束；事务多，到太阳西斜才能吃饭。通常一天只吃一餐，无论白天黑夜，没有固定时间，生病的时候，或许吃两餐。以前腰围超过十围，现在瘦削，只有二尺多。旧带还保存着，不是妄说。这是为谁做？是为了拯救万民。《尚书》说：‘有股肱之臣才能成人，有良臣才能成圣。’假使我有股肱之臣，可以成为中等君主，现在却不免居于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只是空话罢了。你又說‘百官没有不上奏的，用诡诈手段争着求进’。现在不允许外人呈奏事情，在义理上可否？因为噎着而停止吃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断绝呈奏事情，谁承担这个责任？专门委托的人，如何能得到？所以古人说：‘偏听产生奸邪，独断任用造成祸乱。’什么才是适宜的，详细奏报上来。”贺琛接奉敕令只谢罪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12〕太清二年548，为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陷城，琛被创未死，贼求得之，舆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贼复舆送庄严寺疗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贼寇会稽，复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卒。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注，凡百余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太清二年，琛担任中军宣城王的长史。侯景攻陷城池，琛受伤未死，叛军找到他，用轿子抬到宫门前，他要求见仆射王克和领军朱异，劝说打开城门接纳叛军。王克等人责备他，他哭泣着停止了劝说。叛军又用轿子送他到庄严寺治疗。第二年，台城失守，琛逃回故乡。同年，叛军侵犯会稽，又抓住琛送到都城，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后来去世了。琛撰写了《三礼讲疏》《五经滞义》以及各种礼仪注释，总共一百多篇。他的儿子翊，官至巴山太守。
〔13〕司马褧，字元表，河内温人也。曾祖纯之，晋大司农高密敬王。祖让之，员外常侍。父燮，善《三礼》，仕齐位国子博士。褧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沛国刘瓛为儒者宗，嘉其学，深相赏好。与乐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监初，诏通儒定五礼，有举褧修嘉礼，除尚书祠部郎。时创定礼乐，褧所建议，多见施行。兼中书通事舍人，每吉凶礼，当时名儒明山宾、贺玚等疑不能断者，皆取决焉。累迁御史中丞。十六年，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褧虽居外官，有敕预文德、武德二殿长名问讯，不限日。迁晋安王长史，卒。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六卷。
司马褧，字元表，是河内温县人。他的曾祖司马纯之是晋朝的大司农高密敬王。祖父司马让之是员外常侍。父亲司马燮精通《三礼》，在齐朝做官做到国子博士。司马褧从小继承家业，勤奋专精，手不释卷。沛国的刘瓛是儒家宗师，赞赏他的学问，非常欣赏他。他与乐安的任昉交好，任昉也很推重他。梁朝天监初年，皇帝下诏让通儒制定五礼，有人举荐司马褧修订嘉礼，任命他为尚书祠部郎。当时刚刚创定礼乐，司马褧的建议多数被采纳实施。他兼任中书通事舍人，每当遇到吉凶礼仪，当时的名儒如明山宾、贺玚等人有疑问不能决断的，都由他决定。他多次升迁，做到御史中丞。天监十六年，出任宣毅南康王的长史，管理王府、封国以及石头戍的军事事务。司马褧虽然担任地方官，但有诏令让他参与文德、武德二殿的长名问讯，不限日期。后来调任晋安王的长史，去世了。晋安王命令记室庾肩吾收集他的文章编为十卷。他所撰写的《嘉礼仪注》共一百一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