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珍又上言：“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云‘中犹间也’，‘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征》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匆匆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禫》，《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
元珍又上奏说：“根据《士虞礼》，三年之丧，一周年小祥，两周年大祥，中间隔一个月禫祭。郑玄说‘中就是间隔’，‘从丧事开始到此时，共二十七个月’。又《礼》说：‘大祥之日可以弹素琴。’郑玄说：‘弹琴，是为了存留乐。’孔子在大祥后五天，弹琴还不成调，十天后才能吹笙唱歌。郑玄注和《郑志》以及‘逾月可以歌’，都是指过了那个月就可以做。这是说‘存乐’，不是真正的‘乐’。真正的‘乐’，要由乐工来演奏。晋朝博士许猛在《解三验》中说：案《黍离》《麦秀》这些歌，《小雅》说‘君子作歌，只是为了表达哀伤’，《魏诗》说‘心中忧伤，我歌且谣’。像这类，怎么能说是金石之乐呢？所以徒歌叫做谣，徒吹叫做和。《礼记》说：‘比合音律而奏乐，加上干戚羽毛的舞蹈，才叫做乐。’至于礼乐施于金石、超越声音的，这才是所谓的乐。而用素琴表示丧事终结、用笙歌来减轻哀思的，就不是乐了。《间传》说：大祥之后除去丧服，扔掉丧杖，穿着素缟麻衣，这是大祥的服装。《杂记》注说：‘玄衣黄裳，是禫祭的服装，黄色还没有完全吉。’《檀弓》说：‘大祥后穿缟，这个月禫祭，下个月才能奏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说：祥指大祥，二十五个月。‘是月禫’指二十七个月，不是说大祥的那个月。过了那个月才能奏乐。许猛《释六征》说：乐，是指八音和谐的音乐。是指在二十八个月，乐工演奏金石之乐。而崔鸿驳斥说：‘大祥之后，丧事就结束了。’如果这样，禫祭还有什么用？又驳斥说：‘禫祭期间弹琴，难道有罪吗？’然而禫祭穿黄裳，还没有完全吉，弹琴存乐，在礼法上是允许的。但如果让乐工演奏八音，和谐成韵，既然还没到第二十八个月，不治罪还能怎样？又驳斥说：‘禫祭期间既然可以从事公务，请求上班有什么不可以？’检查乙龙虎守丧二十六个月，开始时穿着素缟麻衣，还在大祥期间，怎么能说禫祭呢？三年之丧不计闰月，道理没有疑问。身上穿着麻衣，却冒丧求官，实在是大错，怎能免罪？另外，如果按照王肃、杜预禫祥同月的说法，完全违背了郑玄的义理。丧事凶礼崇尚远日，而他们想快点除服，多么匆忙啊！我的愚见认为郑玄是正确的。为什么？《礼记》说：‘吉事崇尚近日，凶事崇尚远日。’又《论语》说：‘丧礼，与其容易，宁可悲哀。’服丧三年，悲痛终身。‘中月’的解释，虽然有两种说法，但‘尚远’和‘宁戚’的宗旨是一致的。再说王肃、杜预的说法，起源于魏末晋初。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斥郑玄二十七个月禫祭的错误，写了六征三验，上奏给晋武帝说：‘礼是国家的根本大典，百姓日常所用，怎么能有分歧呢？现在服禫祭的人各不相同，不是圣世统一的做法。郑玄说二十七个月禫祭，严重违背大义。我常常质疑郑玄的错误，有六条征验、三条证据，但始终没能驳倒我的质疑而贯通郑玄之说。’照程猗的意思，郑玄的学说被废弃了。太康年间，许猛上奏支持郑玄，写了《释六禫》《解三验》，认为郑玄的二十七个月禫祭是正确的，程猗和王肃是错误的。博士宋昌等人评议许猛支持郑玄是公允的，晋武帝听从了。王肃、杜预的说法于是被驳倒了。既然被驳倒，是因为晋武帝知道不可实行。而上级（元珍）赞同程猗、赞美王肃，想要损害郑玄的成规，我私下感到不安。没有其他异议，还是按照之前的判决。”
〔6〕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块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崔鸿又驳斥说：“关于三年之丧是否计入闰月的问题，连儒生学士都常常搞不清楚。乙龙虎出身戎马之乡，没有接受过古代经典的教导，把几个月算成一年，只是害怕违期迟缓。推究他的本意并非贪图荣华富贵，如果用礼义来责备他，不能这样处理。而且三年之丧，两周年大祥，中间一个月禫祭。郑玄把‘中’解释为‘间隔’，王肃、杜预解释为‘那个月之中’。郑玄未必一定符合经旨，王肃、杜预也未必违背圣意。既然诸儒探求先圣的深意，后贤见解不同，晋武帝后来虽然听从宋昌、许猛的驳议，赞同郑玄的禫祭说法，但起初也听从程猗，赞成王肃、杜预的话。两种说法哪个正确，还不可知。圣人之所以在大祥之后弹素琴、吹笙歌，是因为丧事已经结束，在余哀之中可以存留音乐。但乐府一定要用干戚羽毛、金石乐器，才算是乐，而且乐必须由乐工演奏。平民百姓在大祥之前弹琴，难道就没罪吗？法律所防范的，难道只针对贵族士人，也涉及平民百姓。官府的这个道理，更说不通了。鲁国有人早上大祥晚上唱歌，孔子认为过了一个月就可以了。那么大祥之后，丧事结束，弹琴吹笙，是经典礼法所允许的。乙龙虎想要在皇宫宿卫，难道就该判五年徒刑吗？就算按照郑玄的说法，二十七个月禫祭，二十六个月时穿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以及黄裳、彩缨，这是三年之丧的余哀，不在正式服丧期限之内。丧服和绖带埋在地下，丧杖丢弃在隐蔽处，这难道不是丧事结束了吗？官府认为大祥之后不是丧事结束，那怎么能说‘素琴以示终’呢？丧事崇尚远日，确实如郑玄所说。乙龙虎没满二十七个月就请求宿卫，确实有些匆忙，从哀戚的道理看，应该受到情理上的责备。但把他穿着深衣素缟的时候，与披麻戴孝、睡草垫枕土块的日子同罪，在礼法上是不合适的。仔细推究法律的本意，‘冒丧求仕’是指正在服斩衰、处于草土之中，而不是指除去丧服、扔掉丧杖之后。而且乙龙虎详细列出了自己守丧的日月，没有隐瞒欺骗，官府应该用礼法告诫他，让他回去服满剩下的月份。却利用他见识浅陋，想要加罪于他，这难道是遵行礼教、敦厚风俗、爱护百姓的做法吗？即使按照郑玄的说法，乙龙虎的罪也不该判刑，他匆忙的过失，应该打五十鞭子。”
〔7〕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四门博士蒋雅哲议：“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阙）“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延昌三年（514年）七月，司空、清河王元怿的第七叔母（即北海王妃刘氏）去世，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的兄长之子（太子洗马员外）也去世了，两人都上书询问：出入时是否还要奏鼓吹乐？请求交给礼官讨论决定。太学博士封祖胄议论说：“《丧大记》说：服期年和九月之丧的人，下葬后可以饮酒吃肉，但不与人一起享乐；服五月和三月之丧的人，临葬时可以饮酒吃肉，但不与人一起享乐；至于世叔母、故主、宗子，只说饮酒吃肉，没说不能与人一起享乐。郑玄说：‘义服恩情较轻。’由此推断，义服之丧下葬后或许可以奏乐。又《礼》说：‘大功之丧可以说话但不能议论，小功之丧可以议论但不能提到乐。’既然说话议论时都不能提到乐，那么演奏音乐就更不行了。即使是功德之人，也应当停止奏乐。”四门博士蒋雅哲议论说：“凡是三公这样的尊贵，开国公爵的重要，对于王室的丧服，都有压制和断绝的规矩。如果地位同等、身份相当，即使关系疏远也应当撤去音乐。如果身份不同，那么非嫡子的子孙之丧，在停殡之后，按理不应当停止奏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论说（原文有缺）：“羽旄可以满足耳目之娱，丝竹可以尽情游乐宴饮，所以音乐贵在悬设，有哀事就应当废止。至于像礼制那样崇尚节俭，升降有度，文物彰显旗旄的光彩，銮铃为行动发出声响，这些都是用来表明贵贱等级的，并不是把哀乐夹杂在其中。我认为威武的仪仗和鼓吹仍然按照旧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