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故仲尼顿挫于鲁君，孟轲抑扬于齐后，荀卿见珍于强楚，叔孙取贵于隆汉。其余处环堵以骄富贵，安陋巷而轻王公者，可胜数哉！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昔齐列康庄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群英自远。是知俗易风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圣明御世，亦无以振斯颓俗矣。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传》曰：“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然则盛衰是系，兴亡攸在，有国有家者可不慎欤！诸儒有身没道存，遗风可想，皆采其余论，缀之于此篇云。
儒学作为教化的作用很大，它的利益很广。能使父子关系深厚，君臣关系端正，崇尚忠义节操，重视仁义，看重廉洁谦让，鄙视贪婪卑鄙，开创政治教化的根本，开启百姓的耳目，历代帝王有所增减，但一直贯穿其中。虽然世道有时衰落，但这文化传统没有断绝，治理国家、达到太平，不是一时的事。接触它的流派的人，没有俸禄却富有；心怀它的道义的人，没有职位却尊贵。所以孔子在鲁君面前受挫，孟子在齐王那里起伏，荀子被强大的楚国珍视，叔孙通在隆盛的汉朝取得尊贵。其余住在陋室却以富贵自傲，安于贫贱却轻视王公的人，数不胜数！自从晋朝分裂，中原丧乱，五胡互相争斗，经典之道几乎断绝。北魏从代北兴起，经营河朔地区，靠武力得天下，这儒学之道未能弘扬。到了太和年间之后，大力兴修文教，士大夫和大学者，济济一堂，满朝都是，宽袍大袖的巨儒，往往杰出，他们典雅的文章和深奥的义理，宋、齐、梁都不能超过。南北所研究的，章句喜好，互有不同。江东的《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河洛地区的《左传》用服虔注，《尚书》《周易》用郑玄注。《诗》都主毛公，《礼》都遵郑玄。大体上南方人简约，得到精华；北方人深芜，穷究枝叶。考察其始终，总括其会归，他们立身成名，方法不同但结果一致。从汉、魏以来，大学者多清通，到了近古，大儒必定鄙俗。文武之道不坠，弘扬在于人，难道只有当今愚昧，而往昔都明智吗？在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罢了。然而过去辅助各种政务，必定从大儒中选拔德行；近代治理国家，都从刀笔吏中取士。即使有学问优等、勤奋超过刺股、名扬海内、考中甲科的人，如果命运偶然到来，也未必能希望得到高官；或者命运不好，必定被抛弃在草野。那么古代的学者，俸禄在其中；现在的学者，困于贫贱。明达的人、有志识的人，怎么肯停滞在所学的儒术，去求贫贱呢？这就是儒学少有通人，学者多鄙俗的原因。过去齐国设立康庄的学舍，人才多如树林；燕国建起碣石宫，英才从远方来。由此可知风俗改变，必定由于君主的喜好，不是圣明君主治理天下，也无法振兴这颓废的风俗了。自从历法不统一，将近三百年，师说纷乱，无所取正。高祖顺应天命，统一天下，布下天网来网罗人才，用旌旗帛币来礼遇，设置好爵位来笼络，于是四海九州勤学待问之士，无不聚集。天子于是整顿万乘，率领百官，遵循问道的礼仪，观看释奠的典礼。博士竭尽悬河之辩，侍中穷尽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的群疑，像冰一样融化。于是破格提拔奇秀，厚赏诸儒，京城到四方，都开办学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上不绝。中州儒雅的兴盛，从汉、魏以来，只有这一次。到了高祖晚年，精力稍衰，不喜欢儒学，专尚刑名，执政的人，都不是真正爱好。到了仁寿年间，就废除了天下学校，只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重新开办学校，国子、郡县之学，比开皇初年还盛。征召儒生，远近都来，让他们在东都之下互相讲论得失，纳言评定等次，全部上奏。当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焯、刘炫）出类拔萃，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不能测其深浅。他们所撰写的诸经义疏，士大夫都师法宗奉。后来对外征讨四夷，战事不息，师生懈怠散失，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学风逐渐坠落，直到灭亡，那些方领矩步的儒生，也多转死沟壑。所有经籍，从此都湮没在灰烬中。于是使后进之士不再听到《诗》《书》之言，都怀着争夺之心，一起陷于不义。《传》说：“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那么盛衰系于此，兴亡在于此，有国有家的人怎能不谨慎呢！诸位儒者有身没道存，遗风可想，都采集他们的余论，编缀在此篇中。
〔2〕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叉被诛，奔于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不能对，遂拜，成礼而去。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赉绢百匹，衣一袭。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酝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颎有宰相之具，尝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芃，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颎。”上初然之，及颎得罪，上以善之言为颎游说，深责望之。善忧惧，先患消渴，于是疾动而卒，时年六十。
元善是河南洛阳人。祖父元叉，是北魏侍中。父亲元罗，起初任梁州刺史，后来元叉被诛杀，元罗逃奔到梁朝，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元善小时候跟随父亲到江南，生性好学，于是通晓五经，尤其精通《左传》。等到侯景之乱，元善回到北周。周武帝非常礼遇他，任命他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经常拿着经书教授太子。开皇初年，拜内史侍郎，皇上每次看到他都说：“这是人伦的仪表啊。”凡有上奏，词气抑扬顿挫，观看的人注目。陈朝使者袁雅来聘问，皇上命令元善到宾馆接受国书，袁雅出门不行拜礼。元善论说旧事有拜的礼仪，袁雅不能对答，于是行拜礼，完成礼仪而去。后来升任国子祭酒。皇上曾亲临释奠，命元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同时进行讽谏。皇上非常高兴说：“听了江阳公的解说，更启发我的心。”赏赐绢百匹，衣一套。元善的通博，在何妥之下，但因风流蕴藉，举止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记疲倦，因此为后学所归附。何妥常怀不平，心想折服元善。趁元善讲《春秋》，刚开题，诸儒都聚集。元善私下对何妥说：“名望已定，希望不要相苦。”何妥答应了。等到开讲，何妥就引古今疑难问题来诘难，元善多不能对答。元善深恨之，二人由此有隔阂。元善认为高颎有宰相之才，曾对皇上说：“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旻，正像鸭子罢了。可以托付社稷的，只有高颎。”皇上起初同意，等到高颎获罪，皇上认为元善的话是为高颎游说，深加责备。元善忧惧，先前患消渴病，于是病发而死，时年六十。
〔3〕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明、武时，历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还，赉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邑千户。寻进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官。谥曰宣。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有子仲龛，官至猗氏令。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祖父辛世叙，任北魏凉州刺史。父亲辛灵辅，任北周滑州刺史。辛彦之九岁成为孤儿，不与不良之人交往，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志同道合好学。后来入关，于是在京兆安家。周太祖见到他而器重，引为中外府礼曹，赐给衣马珠玉。当时国家草创，百事开始，朝中显贵多是武人，修定礼仪制度，只有辛彦之而已。不久拜中书侍郎。等到周闵帝受禅，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门掌管仪制。明帝、武帝时，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命出使迎接突厥皇后回来，赐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食邑千户。不久进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授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不久转国子祭酒。一年多后，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号称硕学，高祖曾令辛彦之与沈重辩论，沈重不能对抗，于是离席道歉说：“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非常高兴。后来拜随州刺史。当时州牧多贡献珍玩，只有辛彦之所贡，都是供祭之物。高祖认为好，对朝臣说：“人怎能没有学问！彦之所贡，是稽古之力。”迁潞州刺史，前后都有惠政。辛彦之又崇信佛教，在城内建两座佛塔，都是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突然死亡，几天后苏醒，说游历天上，见新建一堂，制度极其崇丽。张元问原因，人说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等待他。辛彦之听说后不高兴。同年卒于官。谥号宣。辛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有子辛仲龛，官至猗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