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音，本乎太始而生于人心，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形气既著，协于律吕，宫商克谐，名之为乐。乐者，乐也。圣人因百姓乐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夫人者，两仪之播气，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湎，往而不归，是以五帝作乐，三王制礼，标举人伦，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动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谐邦国。树风成化，象德昭功，启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则，宫商垂范。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外敬内和，合情饰貌，犹阴阳以成化，若日月以为明也。
音乐，原本起源于天地初开之时，产生于人的内心，随着外物的触动而激发，通过形体气息来传播。形体和气息显现之后，与音律相协调，宫商等音阶和谐一致，就称之为“乐”。乐，就是快乐。圣人因为百姓对自己的德行感到快乐，就用六律来规范音乐，用五声来文饰它，用九歌来吟唱它，用八佾来舞蹈它。这实在是太平盛世的标志，王道教化的根本。《礼记》说：“内心受外物感动而激动，所以表现为声音。”人，是天地阴阳二气播散所生，性情由此产生。如果放纵自己沉溺于声色，流连忘返，因此五帝制作音乐，三王制定礼仪，标举人伦道德，削减淫放纵欲。音乐的作用，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招致祖先，和谐邦国。树立风尚，成就教化，象征德行，昭示功业，启发万物的情感，通达天下的心志。至于升降有规则，宫商有典范。礼仪如果超越制度，尊卑就会混乱；音乐如果失去秩序，亲疏就会错乱。礼仪确定外在形象，音乐平和内心，外在恭敬，内心和谐，融合情感，修饰仪容，如同阴阳化生万物，如同日月照耀光明。
〔2〕《记》曰：“大夫无故不撤悬，士无故不撤琴瑟。”圣人造乐，导迎和气，恶情屏退，善心兴起。伊耆有苇籥之音，伏牺有网罟之咏，葛天八阕，神农五弦，事与功偕，其来已尚。黄帝乐曰《咸池》，帝喾曰《六英》，帝颛顼曰《五茎》，帝尧曰《大章》，帝舜曰《箫韶》，禹曰《大夏》，殷汤曰《濩》，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风赋，弘之以孝友，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礼意风猷，乐情膏润。《传》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听政，公卿献诗。秦人有作，罕闻斯道。汉高祖时，叔孙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庙。唐山夫人能楚声，又造房中之乐。武帝裁音律之响，定郊丘之祭，颇杂讴谣，非全雅什。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则《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儛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则令凯歌”者也。又采百官诗颂，以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烝祭。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寇，尽沦胡羯。于是乐人南奔，穆皇罗钟磬，苻坚北败，孝武获登歌。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或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陵夷。
《礼记》说：“大夫无故不撤去悬挂的乐器，士无故不撤去琴瑟。”圣人制作音乐，引导迎取祥和之气，使邪恶情绪退去，善心兴起。伊耆氏有苇籥的声音，伏羲氏有网罟的歌咏，葛天氏有八阕乐曲，神农氏有五弦琴，事情与功绩相伴随，其由来已经很久了。黄帝的乐叫《咸池》，帝喾的叫《六英》，帝颛顼的叫《五茎》，帝尧的叫《大章》，帝舜的叫《箫韶》，大禹的叫《大夏》，殷汤的叫《濩》，周武王的叫《武》，周公的叫《勺》。用风雅赋诗来教化，用孝友来弘扬，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礼的意义是风化，乐的情是滋润。《左传》说：“如果有王者，必须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周成王、康王时教化达到太平，刑罚放置不用。古代天子听政，公卿献诗。秦朝有所作为，但很少听说这种道路。汉高祖时，叔孙通于是制定篇章，用于祭祀宗庙。唐山夫人能唱楚声，又制作了房中乐。汉武帝裁定音律，确定郊祀和祭天的仪式，但掺杂了很多民间歌谣，不完全是雅乐。汉明帝时，乐有四品：第一叫《大予乐》，用于郊庙和上陵。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先王作乐崇德，隆重地祭献给上帝，并配享祖先”。第二叫雅颂乐，用于辟雍、飨射。这就是《孝经》所说的“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第三叫黄门鼓吹乐，用于天子宴请群臣。这就是《诗经》所说的“敲起鼓来咚咚，跳起舞来蹲蹲”。第四叫短箫铙歌乐，用于军中。黄帝时，岐伯所造，用来建立武威、宣扬德行，激励士兵，这就是《周官》所说的“王师大捷，则令凯歌”。又采集百官的诗颂，作为登歌，十月吉日，开始用于烝祭。董卓之乱，雅正的音乐都被荡涤了。汉朝雅乐郎杜夔，通晓乐事，八音七始，无不精通。魏武帝平定荆州，得到杜夔，让他刊定雅律。魏国有先代古乐，从杜夔开始。从此到晋朝，相互沿袭，永嘉之乱，全部沦陷于胡羯。于是乐人南奔，晋穆帝收集钟磬，苻坚北败，晋孝武帝获得登歌。晋朝政纲不振，魏国图谋称霸，道武帝攻克中山，太武帝平定统万，有时得到他们的宫悬，有时获得他们的古乐，当时经营紧迫，雅乐就停息了。孝文帝颇作诗歌，以勉励在位者，民谣流传，谱入音律。大臣们驰骋于汉、魏，旁搜宋、齐，功成之后奋发喜悦，每代都有制作。无不各自宣扬庙舞，自造郊歌，宣扬功德，辉耀当世，但移风易俗，逐渐衰微。
〔3〕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鲁，风雅斯正，所谓有其艺而无其时。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颜、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若夫二南斯理，八风扬节，顺序旁通，妖淫屏弃，宫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义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无悔，非大乐之懿，其孰能与于此者哉！是以舜咏《南风》而虞帝昌，纣歌北鄙而殷王灭。大乐不紊，则王政在焉。故录其不相因袭，以备于志。《周官·大司乐》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汉郊庙及武乐，三百八十人。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獿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
梁武帝本来出身于儒生，博通前代典籍，还没到任就关心风雅，于是下诏让百官各自陈述所闻。他又亲自纠正前代的错误，裁定一代乐制。周太祖从关陇起家，亲自安定戎狄，群臣请求制作功成之乐，遵循周代旧制，依据三才命名管乐，秉承六典撰写文辞。但《下武》之声，岂是周人的歌唱？登歌的演奏，混合了鲜卑的音调，情感发自内心，也是人心不能停止的。过去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风雅才得以端正，这就是所谓有技艺却没有时机。高祖受命更新，八州统一，制乐的人全是胡人，迎神还带有边塞乐曲。等到颜、何等人突然请求，才稍微涉及雅音，但继续想听到《韶》乐，离得更远了。至于《二南》治理，八风扬节，顺序通达，妖淫摒弃，宫徵流唱，翱翔率舞，弘扬仁义之道，安定性命之真，君子更加厚德，小人没有悔恨，如果不是大乐的美好，谁又能做到这样呢！因此舜咏《南风》而虞帝昌盛，纣王歌唱北鄙之音而殷商灭亡。大乐不乱，王政就在其中。所以记录它们不相沿袭的情况，以备史志。《周官·大司乐》有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汉代郊庙和武乐，有三百八十人。隋炀帝骄奢，很喜好淫靡的曲子，御史大夫裴蕴揣测帝意，上奏搜罗北周、北齐、梁、陈的乐工子弟，以及民间善于声调的人，共三百多人，都交付太乐。倡优杂役，都来聚集。那些哀怨的管乐新声，淫靡的弦乐巧奏，都出自邺城之下，是高齐的旧曲。
〔4〕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
（暂无译文）
〔5〕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阳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钟弦，用二百二十四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钟弦，用一百八十丝，长六尺。四曰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四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又制为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大吕笛，长三尺六寸，太簇笛，长三尺四寸，夹钟笛，长三尺二寸，姑洗笛，长三尺一寸，中吕笛，长二尺九寸，蕤宾笛，长二尺八寸，林钟笛，长二尺七寸，夷则笛，长二尺六寸，南吕笛，长二尺五寸，无射笛，长二尺四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用笛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
（暂无译文）
〔6〕是时北中郎司马何佟之上言：“案《周礼》‘王出入则奏《王夏》，尸出入则奏《肆夏》，牲出入则奏《昭夏》。今乐府之《夏》，唯变《王夏》为《皇夏》，盖缘秦、汉以来称皇故也。而齐氏仍宋仪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乐。其为舛谬，莫斯之甚。请下礼局改正。”周舍议，以为“《礼》‘王入奏《王夏》’，大祭祀与朝会，其用乐一也。而汉制，皇帝在庙，奏《永至》乐，朝会之日，别有《皇夏》。二乐有异，于礼为乖，宜除《永至》，还用《皇夏》。又《礼》‘尸出入奏《肆夏》，宾入大门奏《肆夏》’，则所设唯在人神，其与迎牲之乐，不可滥也。宋季失礼，顿亏旧则，神入庙门，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乐，用接祖考之灵。斯皆前代之深疵，当今所宜改也。”时议又以为《周礼》云：“若乐六变，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还怳忽，降则自至，迎则无所。可改迎为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礼》云“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地宜依旧为迎神。并从之。又以明堂设乐，大略与南郊不殊，惟坛堂异名，而无就燎之位。明堂则遍歌五帝，其余同于郊式焉。
（暂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