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书》六本纪，三十列传，凡三十六篇，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陈书》共有六篇本纪、三十篇列传，总计三十六篇，由唐朝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起初，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是梁朝和陈朝的史官，记录了两朝的历史，但还没完成陈朝就灭亡了。隋文帝非常看重姚察，经常亲自去找他询问梁陈两朝的故事，姚察于是把自己所论述记载的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文帝，文帝还派虞世基去找姚察要他的书稿，但还没完成姚察就去世了。姚察临终前，嘱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唐朝建立后，武德五年，高祖因为自魏朝以来两百多年间，政权更迭多次，史事散失，于是下诏编写史书。姚思廉就接受诏命撰写《陈书》。过了很久，还是没完成。贞观三年，又下诏在秘书内省讨论编纂。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日，才进呈给皇帝。
〔2〕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梁、齐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箸。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
姚察等人编写这部书，历经三代，传于父子，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真是艰难到这种地步。然而等它完成后，和《宋书》《魏书》《梁书》《齐书》等史书一样，世上流传的很少，所以学者们对陈朝的历史事迹，也很少能详细了解。而且因为流传稀少，即使是宫廷秘府收藏的版本，也往往有脱漏和错误。到嘉祐六年八月，皇帝才下诏进行校勘，准备刻版印刷发行天下。我们上奏说：“《梁书》《陈书》等有缺失，仅凭馆阁收藏的版本，恐怕不足以用来校定。希望下诏京城和各地州县藏书的人家，让他们把藏书全部上交。”先皇帝（宋仁宗）批准了这件事。到嘉祐七年冬天，才逐渐收集起来，我们互相校对。到嘉祐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才校定完成，可以传授给学者。其中有疑问的地方我们也不敢随意增减，只是各自在篇末写下说明。这部书原来没有目录，列传中的人名多有缺漏错误，因此另外编了一篇目录，让读者能够详细了解。
〔3〕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自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苍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焉。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
陈朝之所以成为陈朝，大概是因为它采取苟且权宜的治国策略，并没有先王那套礼义教化的美德，也没有治国的法度，可以昭示后世。然而，初期能够兼顾权变、崇尚计谋，善于任用人才，恭谨节俭、爱护百姓，这是它兴起的原因；后来被奸邪之臣迷惑，沉溺于宠妾，忘记祸患、放纵欲望，这是它灭亡的原因。兴亡的根源，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至于它创制的号令、刑法、官职、州郡等制度，虽然内容浅薄，但也各自在当时的时代发挥了作用，这些都是学者不能不考察的。而且当时的士人，那些为了争夺权位而欺诈虚伪、苟且求合的人，尚且不得不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警戒；更何况在混乱崩溃、仓皇危急的时刻，那些安于贫贱、乐于道义，无论取舍去留都不被祸患、势利所动摇的士人，其间也不断出现。像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笃行善道了。这正是古人所渴望见到却难以遇到的，《诗经·风雨》这首诗就是为此而作的，怎么能让他们埋没无闻，在天下间很少留下痕迹呢！那么陈朝的历史，难道可以废弃吗？
〔4〕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这部书编写已经很难，之后又长期不显于世。等到宋朝建立已过百年，古籍和遗事没有不充分研究的，它才得以在天下盛行，被列入学者研习之列，它的流传又如此艰难，这难道不是机遇本就有其时机吗！
〔5〕臣恂、臣穆、臣藻、臣觉、臣彦若、臣洙、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
臣赵恂、臣王穆、臣李藻、臣刘觉、臣高彦若、臣孙洙、臣曾巩，恭敬地编撰目录，冒死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