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高祖受禅，加员外散骑常侍，历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内，因欲迎丧，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见在此者，为至月末除灵，内外即吉？为待主人还情礼申竟？以事谘左丞江德藻，德藻议：“王卫军云：‘久丧不葬，唯主人不变，其余亲各终月数而除。’此盖引《礼》文论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轨既在异域，虽已迎丧，还期无指，诸弟若遂不除，永绝婚嫁，此于人情，或为未允。中原沦陷已后，理有事例，宜谘沈常侍详议。”洙议曰：“礼有变正，又有从宜。《礼小记》云：‘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注》云：‘其余谓傍亲。’如郑所解，众子皆应不除，王卫军所引，此盖礼之正也。但魏氏东关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礼无期，议以为礼无终身之丧，故制使除服。晋氏丧乱，或死于虏庭，无由迎殡，江左故复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华之父，并存亡不测，其子制服依时释缞，此并变礼之宜也。孝轨虽因奉使便欲迎丧，而戎狄难亲，还期未克。愚谓宜依东关故事，在此国内者，并应释除缞麻，毁灵附祭，若丧柩得还，别行改葬之礼。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播绝域，情礼莫申，若此之徒，谅非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弗除衰服，朝廷自应为之限制，以义断恩，通访博识，折之礼衷。”德藻依洙议，奏可。
高祖（陈霸先）接受禅让后，加授沈洙员外散骑常侍，历任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有关部门上奏：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的门生陈三儿呈文说，主人（沈孝轨）的灵柩在周朝，主人奉命出使关内，想迎回灵柩，但很久没有返回。这个月月底就是两周年的忌日，主人的弟弟和儿子现在这里的，是到月底除去灵位，内外都换成吉服？还是等主人回来，情礼得以完备？就此事咨询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议论说：“王卫军说：‘久丧不葬，只有主丧者不除服，其余亲属各按应服丧的月数满后除服。’这是引用《礼》文，论述在家内有事故未能安葬的情况。沈孝轨既然在异域，虽然已经迎丧，但回来的日期没有确定，他的弟弟们如果一直不除服，就永远断绝婚嫁，这在人情上或许不合适。中原沦陷以后，按理有先例，应该咨询沈常侍（沈洙）详细议论。”沈洙议论说：“礼有变通和正常，也有从权适宜。《礼记·小记》说：‘久而不葬的，只有主丧者不除服，其余用麻服满月数的，除丧后即可。’《注》说：‘其余指旁亲。’按照郑玄的解释，众子都应该不除服，王卫军所引用的，这是礼的正常情况。但是魏国东关之战，尸体丢失，葬礼无期，议论认为礼没有终身之丧，所以制定制度让他们除服。晋朝丧乱，有人死在敌国，无法迎回安葬，江东因此再次申明这种制度。李胤的祖父、王华的父亲，都是生死不明，他们的儿子按制度按时脱下丧服，这些都是变通礼制的适宜做法。沈孝轨虽然因奉命出使而想迎丧，但戎狄难以亲近，返回日期不能确定。我认为应该依照东关的先例，在国内的亲属，都应解除丧服，毁掉灵位，附祭于祖先，如果灵柩得以返回，再另行举行改葬之礼。自从天下寇乱，西朝（西魏/北周）倾覆，流亡到绝远之地，情礼无法申述，像这样的人，确实不止一两个，难道能让丧期没有尽头，而不除去丧服？朝廷自然应该加以限制，用义来断绝恩情，广泛咨询博学之士，折中于礼的合理之处。”江德藻依从沈洙的建议，上奏，皇帝批准。
〔12〕世祖即位，迁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读。寻兼尚书左丞，领扬州大中正，迁光禄卿，侍读如故。废帝嗣位，重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迁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带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旧律，测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日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尚书省详议。时高宗录尚书，集众议之，都官尚书周弘正曰：“未知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须前责取人名及数并其罪目，然后更集。”得廷尉监沈仲由列称，别制已后，有寿羽儿一人坐杀寿慧，刘磊渴等八人坐偷马仗家口渡北，依法测之，限讫不款。刘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测立，首尾二日而款。陈法满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钱，未及上而款。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正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已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数，进退而求，于事为衷。若谓小促前期，致实罪不伏，如复时节延长，则无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贯高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戴就熏针并极，困笃不移，岂关时刻长短，掠测优劣？夫与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愚谓依范泉著制，于事为允。”舍人盛权议曰：“比部范泉新制，尚书周弘正明议，咸允《虞书》惟轻之旨，《殷颂》敷正之言。窃寻廷尉监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后，凡有狱十一人，其所测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谓染罪之囚，狱官宜明加辩析，穷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启审分判，幸无滥测；若罪有实验，乃可启审测立；此则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汉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证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隐不服者，处当列上’。杜预注云‘处当，证验明白之状，列其抵隐之意’。窃寻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参会两文，宽猛实异，处当列上，未见厘革。愚谓宜付典法，更详‘处当列上’之文。”洙议曰：“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汉书·律历》，何承天、祖冲之、暅之父子《漏经》，并自关鼓至下鼓，自晡鼓至关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时不异。若其日有长短，分在中时前后。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后，分其短长，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检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时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时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愿去夜测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长史议得中，宜更博议。”左丞宗元饶议曰：“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即同牒请写还删定曹详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
世祖（陈蒨）即位后，沈洙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在东宫侍读。不久兼任尚书左丞，兼管扬州大中正，升任光禄卿，仍任侍读。废帝即位后，重新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尚书左丞。又升任戎昭将军、轻车衡阳王长史，行府国事，兼带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旧律，审讯囚犯的方法，每天一次，从晡时鼓开始，到二更结束。等到比部郎范泉修订律令，认为旧法测立时间太长，不是人能忍受的，于是分割时刻，每天两次。廷尉认为新制过于宽松，请求召集八座丞郎以及祭酒孔奂、行事沈洙等五人在尚书省详细商议。当时高宗（陈顼）录尚书事，召集众人商议。都官尚书周弘正说：“不知道狱中测立的囚犯，有几人招供？几人不招供？需要先责取人名、数量以及罪名，然后再集议。”得到廷尉监沈仲由的列状称，新制以后，有寿羽儿一人因杀寿慧犯罪，刘磊渴等八人因偷盗马匹武器、家口渡江北逃，依法测立，期限结束不招供。刘道朔因犯七改偷罪，依法测立，前后两天招供。陈法满因被派去封藏、阿法收受钱财，还没到测立时间就招供了。周弘正议论说：“凡是大小案件，必须根据实情，正应该依据五听，检验虚实，怎能完全靠拷打来判刑？况且测立的时间，本来不是古制，近代以来才有这种方法。从晡时鼓到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所以重枷之下，危险高处，没有人不招供，冤枉的人很多。早晚两次，时刻相同，这样反复推求，比较适中。如果说时间稍微缩短，导致有罪的人不招供，那么延长时节，又可能没有罪过的人胡乱招供。况且人的承受能力有强弱，人的意志也各不相同。至于贯高被鞭打、刺烧，体无完肤，戴就被熏烤、针扎，受尽酷刑，始终不改变，这哪里是时刻长短、拷打优劣的问题？与其杀害无辜，宁可放过罪犯，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就从重，这是古代圣王留下的明法。我认为依照范泉的新制，比较妥当。”舍人盛权议论说：“比部范泉的新制，尚书周弘正的明议，都符合《虞书》中‘惟轻’的宗旨，《殷颂》中‘敷正’的言论。私下查考廷尉监沈仲由等列举的新制以后，共有案件十一人，其中受测立的十人，招供的只有一人。我认为有罪的囚犯，狱官应该明确辨析，穷究事理。如果罪行有可疑，自然应该启奏分判，不要滥测；如果罪行有确凿证据，才可以启奏测立；这样冤枉和正直就有分别，刑罚和宽免就合理。范泉如今牒文引述《汉律》，说‘死罪及除名，罪证明白，拷打已经进行，而抵赖隐瞒不招供的，处当列上’。杜预注说‘处当，证验明白的情况，列其抵隐的意思’。私下查考旧制严厉，百人中不招供的只有一个；新制宽优，十人中不招供的有九个。比较两种条文，宽严确实不同，但‘处当列上’的条文，没有看到修改。我认为应该交给典法部门，再详细讨论‘处当列上’的条文。”沈洙议论说：“夜间测立，时间长短容易糊弄，同时用白天的漏刻，更为妥当。但漏刻的长短，古今不同，《汉书·律历志》、何承天、祖冲之、祖暅之父子所著的《漏经》，都记载从关鼓到下鼓，从晡鼓至关鼓，都是十三刻，冬夏四季不变。如果白天有长短，则分在中时前后。如今采用梁末修改的漏刻，下鼓之后，分其长短，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承蒙皇上旨意，刻数相同，检查一天的刻数确实相同，但四季的用法不同。廷尉如今牒文认为时刻短促，导致罪人不招供。我的意见是希望去掉夜间测立的昏暗，采用白天漏刻的明亮，斟酌古今之间，参考两种漏刻的含义，舍弃秋冬的少刻，采用夏日的长晷，不论寒暑，都按照现在的夏至，早晚各测一次，每次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一次比以前多四刻；如果用今漏，则冬至多五刻。虽然冬至时，有几刻侵入夜晚，但正是白天短的时候，对事情没有疑问。希望罪人不因为漏刻短而抗拒，狱囚不因为在夜间而被诬陷。依我的浅见，认为这样是合适的。”众人议论认为应该依照范泉原来的制度，高宗说：“沈长史（沈洙）的议论得其中，应该再广泛讨论。”左丞宗元饶议论说：“私下查考沈洙的议论并非与范泉截然不同，只是想让四季均等刻数，同时斟酌其优点，以适应情况。即同意牒文请写还删定曹详细修改前制。”高宗依此施行。
〔14〕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祖显，齐给事中。父霸，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仍除扬州祭酒从事史。
戚衮，字公文，是吴郡盐官人。祖父戚显，曾任齐给事中。父亲戚霸，曾任梁临贺王府中兵参军。戚衮年少时聪慧，到京城游学，跟随国子助教刘文绍学习《三礼》，一两年中，大致掌握了主要义理。十九岁时，梁武帝下诏策问《孔子正言》以及《周礼》《礼记》的义理，戚衮对策成绩优异。于是被任命为扬州祭酒从事史。
〔15〕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
戚衮到国子博士宋怀方那里请教《仪礼》的义理。宋怀方是北方人，从北魏带来《仪礼》《礼记》的疏释，秘密珍藏不肯传授。等到将要去世时，对家人说：“我死后，如果戚生来吊唁，就把《仪礼》《礼记》的义理文本交给他；如果他不来，就随我的尸体一起埋葬。”他受到儒者们的推崇和赞许到了这种程度。不久，戚衮兼任太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