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高祖拔起垅亩，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奋英奇之略，弭节南海，职思静乱。援旗北迈，义在勤王，扫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坠。天网绝而复续，国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旧物。魏王之延汉鼎祚，宋武之反晋乘舆，懋绩鸿勋，无以尚也。于时内难未弭，外邻勍敌，王琳作梗于上流，周、齐摇荡于江、汉，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图，遽移天历，虽皇灵有眷，何其速也？然志度弘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决机百胜，成此三分，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矣。世祖天姿叡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德刑并用，戡济艰虞，群凶授首，强邻震慑。虽忠厚之化未能及远，恭俭之风足以垂训，若不尚明察，则守文之良主也。临川年长于成王，过微于太甲，宣帝有周公之亲，无伊尹之志，明辟不复，桐宫遂往，欲加之罪，其无辞乎！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极，民归其厚，惠以使下，宽以容众。智勇争奋，师出有名，扬旆分麾，风行电扫，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劳，将骄卒堕，帑藏空竭，折衄师徒，于是秦人方强，遂窥兵于江上矣。李克以为吴之先亡，由乎数战数胜，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宽大得人，终以骄侈致败，文、武之业，坠于兹矣。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终盖寡，其故何哉？并以中庸之才，怀可移之性，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非夫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载而罕遇，癸、辛、幽、厉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婴戮辱，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说：陈高祖（陈霸先）出身于田间，有雄杰的姿质。起初辅佐地方藩王，奋发英奇的谋略，驻节南海，志在平定祸乱。举旗北上，义在勤王，扫灭已成气候的侯景，拯救已经倾覆的梁朝皇室。国家的纲纪断绝后又重新接续，国运艰难却再次安康，百神有主，不失旧业。魏武帝（曹操）延续汉朝国祚，宋武帝（刘裕）恢复晋朝乘舆，他们的丰功伟绩，也无法超过高祖。当时内部祸难未平，外部强敌环伺，王琳在上游作乱，北周、北齐在江汉地区动荡，畏首畏尾，若存若亡，在这种情况下，不先图谋安定，却匆忙改朝换代，虽然上天眷顾，但为何如此迅速？然而高祖志度弘远，胸怀豁达，有时从仇敌中选取人才，有时从亡命之徒中提拔贤能，掩盖他们接受贿赂的过失，宽恕他们曾为敌对势力效命的罪过，委任为心腹爪牙，他们都能以死效力，所以能决机百胜，成就三分天下，与鼎立之雄相比，足以无愧于孙权、刘备。陈世祖（陈文帝）天资睿哲，清明在身，早年参与经纶，了解百姓疾苦，想选择好的法令，希望达到至治。德刑并用，平定艰难，群凶伏首，强邻震慑。虽然忠厚教化未能远及，但恭俭之风足以垂训后世，如果不崇尚明察，则是守成的好君主。临川王（陈蒨）比成王年长，过错比太甲轻微，宣帝（陈顼）有周公之亲，却无伊尹之志，不肯还政，于是桐宫之事发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高宗（陈宣帝）最初在民间，雅量宏廓，登基后，百姓归附其宽厚，惠待下属，宽容大众。智勇之士争相奋发，师出有名，扬旗分麾，风行电扫，开拓疆土千里，尽有淮、泗之地，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有。但后来君主奢侈，百姓劳苦，将领骄横，士卒懈怠，国库空虚，军队受损，于是秦人（隋朝）正强，就窥伺江上了。李克认为吴国先亡，是因为屡战屡胜，屡战则民疲，屡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没有不亡的。确实如此！高宗开始以宽大得人，最终以骄侈致败，文、武之业，至此坠失。陈后主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又逢国家困顿，不知稼穑艰难。起初害怕危险，屡次下哀怜之诏，后来稍得安定，又煽动淫侈之风。礼遇公卿，只寄情于文酒；亲近小人，都委以重任。谋略所及，没有骨鲠之臣；权要所在，无不是侵渔之吏。政刑日益紊乱，尸位素餐者充满朝廷，沉溺于长夜之饮，宠幸嬖妾如同艳妻之祸。危亡不顾，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悟，自己投井，希望苟活，看他这样求全，也算是百姓中的下等之人。远观历代君主，继承武道兴起，开始时都想与日月齐明，与天地合德，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无不有善始，能善终者很少，为什么呢？都是因为中等之才，怀有可转移之性，口说仁义，心贪嗜欲。仁义有利于万物但道路遥远，嗜欲顺应本性且方便自身。方便自身不可长久违背，道路遥远难以坚定志向。谄佞之徒，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取悦诱导，如同下坡滚丸，顺流决壅。若非感灵辰象、降生明德之人，谁能舍弃自己的快乐，而以百姓为心呢？这就是成、康、文、景千年难遇，而桀、纣、幽、厉每代都有，毒害宗庙社稷，自身遭受杀戮侮辱，被天下耻笑，能不痛心吗！古人说，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考察梁、陈及隋，确实不是虚论。然而不崇尚教义根本，偏重淫丽文辞，只增长浇薄虚伪之风，无法挽救乱亡之祸。
〔11〕史臣曰：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矣。至于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贡者往往岁至矣。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钟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
史臣说：陈后主当年在东宫时，早就表现出美德，等到登基继位，确实符合天人和百姓的期望。至于礼乐刑政，都遵循旧典，加上深研六艺，广开四门，因此待诏的士人争相奔赴金马门，稽古的才俊云集石渠阁。而且翻山越海，朝贡者往往每年都来。自从曹魏正始年间、西晋中期以来，贵臣中虽然有懂得治国的人，但都以文学相处，很少关涉具体政务，朝廷章程大典，才参与议论。文书案牍，都委托给小吏，逐渐形成习俗，一直延续到陈朝。后主因循旧习，来不及改革，所以施文庆、沈客卿之流，专掌军国要务，奸猾邪僻，以搜刮聚敛为功，只求自身荣华，不顾国家大计。因此朝廷纲纪败坏，灾祸由邻国引发。这也是运数逢百六之厄，鼎玉迁移，不只是人事不昌，也是天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