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会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药者。世宗天禄二年，天德、萧翰、刘哥及其弟盆都等谋反，天德伏诛，杖翰，流刘哥，遣盆都使辖戛斯国。夫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异论者盖多。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十六年，谕有司：“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然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逾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余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盖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胆合延年药，故杀人颇众。后悟其诈，以鸣镝丛射、骑践杀之。及海里之死，为长夜之饮，五坊、掌兽人等及左右给事诛戮者，相继不绝。虽尝悔其因怒滥刑，谕大臣切谏，在廷畏懦，鲜能匡救，虽谏又不能听。当其将杀寿哥、念古，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谏曰：“寿哥等毙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应死。”帝怒，斩寿哥等支解之。命有司尽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余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赖王子必摄等谏得免。已而怒颇德饲鹿不时，致伤而毙，遂杀之。季年，暴虐益甚，尝谓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醒当覆奏。”徒能言之，竟无悛意，故及于难。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景宗在潜，已鉴其失。及即位，以宿卫失职，斩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赵王喜隐自囚所擅去械锁，求见自辩，语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狱自辩之理？”命复絷之。既而躬录囚徒，尽召而释之。保宁三年，以穆宗废钟院，穷民有冤者无所诉，故诏复之，仍命铸钟，纪诏其上，道所以废置之意。吴王稍为奴所告，有司请鞫，帝曰：“朕知其诬，若按问，恐余人效之。”命斩以徇。五年，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法应死，杖而释之。庶几宽猛相济。然缓于讨贼，应历逆党至是始获而诛焉，议者以此少之。圣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称制，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帝壮，益习国事，锐意于治。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旧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即听收瘗。二十四年，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二十九年，以旧法，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杖如齐民，惟免黥面，诏自今但犯罪当黥，即准法同科。开泰八年，以窃盗赃满十贯，为首者处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贯，其首处死，从者决流。尝敕诸处刑狱有冤，不能申雪者，听诣御史台陈诉，委官覆问。往时大理寺狱讼，凡关覆奏者，以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决，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犹虑其未尽，而亲为录囚。数遣使诣诸道审决冤滞，如邢抱朴之属，所至，人自以为无冤。五院部民有自坏铠甲者，其长佛奴杖杀之，上怒其用法太峻，诏夺官。吏以故不敢酷。挞剌干乃方十因醉言宫掖事，法当死，特贳其罪。五院部民偶遗火。延及木叶山兆域，亦当死，杖而释之，因著为法。至于敌八哥始窃蓟州王令谦家财，及觉，以刃刺令谦，幸不死。有司拟以盗论，止加杖罪。又那母古犯窃盗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论弃市。因诏自今三犯窃盗者，黥额、徒三年；四则黥面、徒五年；至于五则处死。若是者，重轻适宜，足以示训。近侍刘哥、乌古斯尝从齐王妻而逃，以赦，后会千龄节出首，乃诏诸近侍、护卫集视而腰斩之。于是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故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至开泰五年，诸道皆狱空，有刑措之风焉。
到了太宗时，处理渤海人完全按照汉人法律，其余没有改变。会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谋划毒死翻译解里等人，已经中毒的有两人，下令重杖打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流放到厥拔离弭河，灭掉制造毒药的人的全族。世宗天禄二年，天德、萧翰、刘哥和他的弟弟盆都等人谋反，天德被处死，杖打萧翰，流放刘哥，派盆都出使辖戛斯国。四个人的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辽国时期，同罪不同判的情况很多。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的奴仆海里强行侵犯拽剌秃里未成年的女儿，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加了宫刑，仍然交给秃里做奴隶。于是写成法令。十六年，告诉有关部门：“从先朝起，皇帝出行临时驻扎的地方，一定高立标识禁止行人。近来听说楚古这些人，故意把标识低低地放在深草中，引诱人误入，趁机夺取财物。从现在起再有这样的，按死罪论处。”但是皇帝喜欢喝酒和打猎，不关心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等人因为獐鹿、野猪、鹘鸟、野鸡之类丢失、受伤、死亡，以及私自回家、逃亡，请假逾期，召唤不来，或者因为回答稍微不合心意，或者因为饮食小事，或者因为犯罪者迁怒无辜，就施加炮烙、铁梳的刑罚。严重的甚至无法计算。有的用手刀刺死，斩击、射箭、火烧，砍断手脚，弄烂肩膀大腿，折断腰腿，划开口、打碎牙齿，把尸体扔在野外。并且命令在那些地方筑起土堆，死的人有一百多个。京城设置百尺牢来关押囚犯。大概他即位不久，被女巫肖古的话迷惑，取人胆来配延年药，所以杀人很多。后来识破她的欺骗，用响箭乱射、骑马踏死她。等到海里死后，他通宵饮酒，五坊、掌兽等人和左右侍从被杀的，接连不断。虽然曾经后悔因愤怒滥用刑罚，告诉大臣要恳切劝谏，但朝廷大臣畏惧懦弱，很少能纠正，即使劝谏也不能听从。当他将要杀寿哥、念古时，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劝谏说：“寿哥等人弄死了所管的野鸡，害怕犯罪而逃跑，依法不应判死罪。”皇帝发怒，杀了寿哥等人并肢解。命令有关部门把在押的鹿人共六十五人全部抓来，斩了罪重的四十四人，其余都痛打一顿。其中有人想置他于死地，靠王子必摄等人劝谏得以免死。不久又因颇德喂鹿不及时，导致鹿受伤而死，就杀了他。晚年，更加暴虐，曾经对太尉化葛说：“我醉酒中如果有处决不当的，醒来后要重新上奏。”只是说说而已，最终没有悔改的意思，所以遭到祸难。虽说暴虐只限于贴身侍从，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但是刑法制度，难道是君主发泄情绪、放纵意愿的工具吗！景宗在即位前，已经看到了他的过失。等到即位，因为宿卫失职，杀了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赵王喜隐从囚禁的地方擅自去掉枷锁，求见为自己辩解，对他说：“冤枉和正直还没分清，哪有出狱自己辩白的道理？”命令重新捆起来。不久亲自审问囚犯，全部召来释放了。保宁三年，因为穆宗废除了钟院，穷苦百姓有冤无处申诉，所以下诏恢复，并命令铸钟，把诏书记在钟上，说明废置的原意。吴王稍被奴仆告发，有关部门请求审问，皇帝说：“我知道是诬告，如果查问，恐怕别人效仿。”命令斩首示众。五年，近侍实鲁里误碰了神旗，依法应判死罪，杖打后释放了。差不多算是宽严相济。但是对讨伐逆贼拖延，应历年间的逆党到这时才抓获处死，议论的人因此批评他。圣宗年幼即位，睿智皇后临朝听政，留心审判，曾经劝皇帝应该放宽法律。皇帝长大后，更加熟悉国事，专心治理。当时修改法令总共十几件事，大多合乎人心，用刑又能详细慎重。此前，契丹人和汉人互相殴打致死，法律轻重不一，到现在一律同等处罚。统和十二年，下诏契丹人犯十恶罪的，也按照《唐律》判决。旧法，死刑犯的尸体要示众三天，现在过一夜就允许收葬。二十四年，下诏主人如果不是犯谋反大逆和流死罪的，他的奴婢不得告发；如果奴婢犯罪到死罪，允许送交有关部门，主人不得擅自杀死。二十九年，因为旧法，宰相、节度使等世选家族子孙犯罪，徒刑杖刑和普通百姓一样，只是免除黥面，下诏从现在起只要犯罪应当黥面的，就按照法律同样处罚。开泰八年，因为盗窃赃物满十贯，为首的处死，这个法律太重，所以增加到二十五贯，为首的处死，从犯判决流放。曾经下令各处刑狱有冤枉，不能申诉的，允许到御史台陈述，委托官员复审。过去大理寺的诉讼，凡是需要上奏的，由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细判决，到这时才开始设置少卿和正来主管。还担心不周全，亲自审理囚犯。多次派使者到各道审决冤案滞案，比如邢抱朴这样的人，所到之处，百姓自认为没有冤枉。五院部有个百姓自己弄坏铠甲，他的长官佛奴用杖刑打死他，皇上生气他用法太严厉，下诏夺官。官吏因此不敢残酷。挞剌干乃方十因为醉后谈论宫廷的事，依法应当处死，特别赦免了他的罪。五院部有个百姓偶然失火，蔓延到木叶山陵墓区域，也应当处死，杖打后释放了，于是写入法令。至于敌八哥开始偷窃蓟州王令谦家的财物，被发现后，用刀刺王令谦，幸好没死。有关部门拟按盗窃论罪，只加了杖刑。还有那母古犯盗窃罪十三次，都因为情节不可饶恕，判了死刑。于是下诏从现在起三次犯盗窃的，黥额、徒刑三年；四次则黥面、徒刑五年；五次就处死。像这样，轻重适当，足以作为训诫。近侍刘哥、乌古斯曾经跟随齐王的妻子逃跑，因为赦免，后来在千龄节时自首，于是下诏让所有近侍、护卫集合观看，腰斩了他们。于是国内没有侥幸的百姓，纲纪整顿，官吏大多奉公守法，人们重视犯法。所以统和年间，南京和易州、平州以监狱空上报。到开泰五年，各道都监狱空了，有不用刑罚的风气。
〔5〕故事，枢密使非国家重务，未尝亲决，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及萧合卓、萧朴相继为枢密使，专尚吏才，始自听讼。时人转相效习，以狡智相高，风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诏曰：“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七年，诏中外大臣曰：“《制》条中有遗阙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
按照旧例，枢密使不是国家重大事务，从不亲自判决，所有诉讼都由夷离毕掌管。等到萧合卓、萧朴相继担任枢密使，专门崇尚吏治才能，才开始亲自审理案件。当时人们互相效仿学习，以狡诈机智为高，风俗从此衰败。所以太平六年下诏说：“我因为国家有契丹人和汉人，所以用南、北二院分别治理，目的是要除去贪婪枉法，消除烦扰；如果贵贱不同法，怨恨必然产生。小民犯罪，必然不能惊动有关部门直达朝廷，只有宗室、外戚多凭仗恩宠行贿，以求侥幸免罪，这样法律就废弛了。从现在起，贵戚因事被告，不论事情大小，都命令当地官府查问，详细申报北、南院复审得实后上报；那些不查问就直接上报，以及接受请托代为上奏的，按本犯人的罪行处罚。”七年，诏令中外大臣说：“《制》条中有遗漏缺失以及轻重失当的，分条上奏，讨论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