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圣宗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
征收商业税的办法，是从太祖在炭山北边设置羊城，设立专卖机构来沟通各道的贸易开始的。太宗占领燕地后，设置南京，城北有市场，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命令有关部门管理征税；其余四京以及其它州县货物买卖频繁的地方，也像这样设置市场。东平郡城中设置看楼，分为南市和北市，上午在市北交易，下午在市南交易。雄州、高昌、渤海也设立互市，用来沟通南宋西北各部和高丽的货物，因此女真用金、帛、布、蜜、蜡等各种药材，以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用蛤珠、青鼠、貂鼠、胶鱼皮、牛羊驼马、毛织品等物品，来辽国交易的人络绎不绝。圣宗统和初年，燕京留守司报告说，百姓粮食困难，请求放松居庸关的关税，以打通山西的买粮通道。又命令有关部门通知各行宫，布帛短窄不合尺寸的，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第二年，下诏因为南、北府市场人少，应该率领本部一百辆车前往集市。开辟奇峰路来沟通易州的贸易。统和二十三年，振武军和保州都设置了榷场。当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因为俸禄羊大多短缺，部人贫困，请求用瘦弱老羊和皮毛交换南方的绢，上下都觉得方便。到了天祚帝作乱时，赋税已经沉重，交易法规破坏，财物日益匮乏，百姓日益困苦。
〔2〕盐筴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其煎取之制，岁出之额，不可得而详矣。
盐业专卖的办法，是从太祖因为所得的汉人数量很多，就在八部中分出古汉城另作为一个部来管理。古汉城在炭山南边，有盐池的便利，就是后魏时期的滑盐县，八部都从这里取盐食用。等到征伐幽州、蓟州回来，驻扎在鹤剌泺，命令取盐供应军队。从此以后泺中的盐越来越多，上下都足够使用。会同初年，太宗对晋有重大恩德，晋献出十六州土地，其中瀛州、莫州在内，这才得到了河间煮海取盐的利益，在香河县设置榷盐院，于是燕、云以北地区暂时食用沧州的盐。当时产盐的地方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五京的计司各自管辖这些地方。至于煎盐的方法、每年的产量，就无法详细知道了。
〔3〕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曷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
关于采矿冶炼，是从太祖开始吞并室韦时开始的，那里出产铜、铁、金、银，那里的人擅长制作铜铁器具。又有曷术部产铁多，“曷术”是辽国语中铁的意思。该部设置三个冶铁场所：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神册初年，平定渤海后，得到广州，原为渤海国的铁利府，改名为铁利州，那里也产铁很多。东平县原是汉朝襄平县的旧地，出产铁矿，设置了三百户采炼的人家，随赋税交纳铁料。因为各矿冶大多在辽国东部，所以在东京设置户部司，在长春州设置钱帛司。太祖征伐幽州、蓟州，军队返回时，驻扎在山脚下，发现了银矿和铁矿，命令设置冶场。圣宗太平年间，在潢河北边的阴山以及辽河的发源地，分别发现了金矿和银矿，开矿冶炼。从此直到天祚帝时期，国家都依靠这些矿利。
〔4〕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由是国家之钱，演迤域中。所以统和出内藏钱，赐南京诸军司。开泰中诏诸道，贫乏百姓，有典质男女，计佣价日以十文，折尽还父母。每岁春秋，以官钱宴飨将士，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是时，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铢数亦无所考。第诏杨遵勖征户部司逋户旧钱，得四十余万繦，拜枢密直学士；刘伸为户部使，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繦，擢南院枢密使。其以灾沴，出钱以振贫乏及诸宫分边戍人户。是时，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亦可谓富矣。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寻禁民钱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
关于铸造钱币的方法，辽国先代撒剌的担任夷离堇时，因为当地出产很多铜，开始铸造钱币。太祖是他的儿子，继承并沿用这个方法，于是变得富足强大，从而开创了帝业。太宗设置了五冶太师，总管各地的钱币和铁器。石敬瑭又进献了沿边地区积存的铜钱，以充实军需。景宗因为旧钱不够使用，开始铸造乾亨新钱，钱币得以流通。圣宗开凿大安山，取出刘守光所藏的钱币，分发给五个计司，同时铸造太平钱，新旧钱币一起使用。从此国家的钱币流通于全国。所以在统和年间拿出内库的钱，赐给南京的各军司。开泰年间下诏各道，贫苦百姓中有典当儿女的，按照每日十文钱的工钱计算，折抵完毕就归还给父母。每年春秋两季，用官钱宴请赏赐将士，钱多得用不完，所以东京铸造的钱直到清宁年间才开始使用。这时，下诏禁止各路买卖铜铁，以防私铸，又禁止把铜铁卖给回鹘，法令更加严格了。道宗时期，钱币有四种：咸雍、大康、大安、寿隆，都是因为改元而更换名称。这些钱的外形和重量已无法考证。曾下诏让杨遵勖征收户部司拖欠的旧钱，得到四十多万贯，升任他为枢密直学士；刘伸担任户部使，每年收入盈余钱三十万贯，被提拔为南院枢密使。遇到灾祸，就拿出钱来赈济贫民以及各宫分和边防戍守的人户。这时，虽然没有钱串腐朽无法统计的积蓄，也可以说是富足了。到了末年，经费浩大繁多，铸钱仍按旧制，国家用度不足。即使有海云佛寺千万钱的捐助，也接受而不拒绝，不久又禁止百姓的钱币出境。天祚帝时期，改铸乾统、天庆两种新钱，但上下穷困，国库没有剩余积蓄。
〔5〕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堇也，惩遥辇氏单弱，于是抚诸部，明赏罚，不妄征讨，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给足。及即位，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当时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盖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萧陶隗为马群太保，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宜括实数以为定籍。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以故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匹，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与金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乃冒法买官马从军。诸群牧私卖日多，畋猎亦不足用，遂为金所败。弃众播迁，以讫于亡。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
当初太祖担任迭烈府夷离堇时，吸取遥辇氏势力单薄的教训，于是安抚各部，赏罚分明，不随意征讨，顺应百姓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各牧场的牲畜繁殖增多，上下供给充足。等到即位后，征伐河东，攻下代北的郡县，获得牛、羊、骆驼、马匹十多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讨伐女真，又获得马匹二十多万，分配到水草方便的地方放牧，几年后所增加的数量无法计算。当时征收富人的马匹，并没有使马匹增多；赐给大、小鹘军一万多匹，也没有使马匹减少，这是因为畜牧有方法啊。咸雍五年，萧陶隗担任马群太保，上书仍然说各牧场名存实亡，上下互相欺骗，应该核实实际数量并登记造册。此后东丹国每年进贡一千匹，女真一万匹，直不古等国一万匹，阻卜和吾独婉、惕德各两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各部三百匹；并且禁止朔州路的羊马进入宋朝，禁止吐浑、党项的马匹卖给西夏。因此牧场繁殖增多，数量达到一百多万，各司的牧官依次升迁。从太祖到兴宗近二百年，牧场的兴盛如一天。天祚帝初年，马匹还有数万群，每群不少于一千匹。祖宗旧制，常挑选用于南征的马匹数万，放牧在雄州、霸州、清州、沧州之间，以备燕、云地区的紧急情况；再挑选数万匹，供四季游猎使用；其余则分地放牧。法规非常完善。到了末年，多次与金国作战，番汉战马损失了十分之六七，虽然提高价格数倍，最终也买不到，于是违法购买官马从军。各牧场私自卖马日益增多，连游猎都不够用，于是被金国打败。抛弃部众流亡迁徙，直到灭亡。松漠以北原来的马匹，都被大石林牙所有。
〔6〕辽之食货其可见者如是耳。至于邻国岁币，诸属国岁贡土宜，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然非本国所出，况名数已见《本纪》，兹不复载。
辽国的粮食和物资情况，能够看到的就像这样而已。至于邻国每年送来的岁币，各属国每年进贡的土特产，虽然历代朝廷的军国经费大多依靠这些，但都不是本国出产的，况且名称和数量已经在《本纪》中记载，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7〕夫冀北宜马，海滨宜盐，无以议为。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稌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然而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果何道而致其利欤？此无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世之论钱币者，恒患其重滞之难致，鼓铸之弗给也，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东南，十才一二。辽之方盛，货泉流衍，国用以殷，给戍赏征，赐与亿万，未闻有所谓楮币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欤？此无他，旧储新铸，并听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人力苟至，一夫犹足以胜时灾，况为国乎！以是知善谋国者，有道以制天时、地利之宜，无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于谷，货莫大于钱，特志二者，以表辽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国者矣。
冀北地区适宜养马，海滨地区适宜产盐，这没什么可议论的。辽国土地一半是沙漠，三季多寒冷，春秋耕种收获要赶上时节，黍和稻根据土地高低来种植，这本来就不能与中原地区相同。然而辽国从初年开始，粮食充足，赈济饥荒、救助困难，毫不吝惜，还能接济邻国，丰沛有余，究竟用什么方法达到这样富足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鼓励农耕得到了合适的人，规划措置有方法罢了。世人议论钱币，总是担心它沉重难以流通，铸造供应不上，于是纸币这种权宜之计就兴起了。西北地区通航船只，与东南相比，只有十分之一二。辽国正当强盛时，货币流通充沛，国家用度因此充足，供戍守、赏赐、征伐，赐予亿万，没听说有所谓的纸币，又用什么方法达到这样便利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旧有储备和新铸钱币，都允许百姓使用罢了。孟子说：“对财富周详储备的人，荒年也不能使他困顿。”如果人力到达，一个人尚且足以战胜一时的灾害，何况治理国家呢！因此知道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有办法来控制天时地利的适宜，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实现他的志向。粮食没有比谷物更重要的，货物没有比钱币更重要的，特意记载这两者，以表彰辽国初年当政的大臣，也是善于使国家富裕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