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
〔2〕瑞典即瑞丁，在欧罗巴西北境，与那威同一区。雍正十年1732始来华互市。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二月，与瑞典及那威国订通商约。时法、美诸国通商，俱仿英和约条款。瑞本小国，亦求照英、法、美三国成案议通商条约。时瑞钢铁等项价甚贱，并求酌减税则。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善后事宜耆英以各项税钞甫经议定通行，未便因瑞钢铁率议轻减，不许；惟通商条约奏请许之。遂与瑞公使李利华订约三十三条。同治六年1867，政府派出使大臣志刚等游历各国，至瑞递国书。光绪三年1877八月，瑞典开整理万国刑罚监牢会，使臣爱达华达摆柏照会驻英使臣郭嵩焘，请中国派员入会。嵩焘以闻，许之。
瑞典就是瑞丁，位于欧洲西北部，与挪威同属一个地区。雍正十年（1732年）开始来中国通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二月，中国与瑞典及挪威签订了通商条约。当时法国、美国等国家与中国通商，都是仿照英国和约的条款。瑞典本来是小国，也要求按照英国、法国、美国三国的先例来商议通商条约。当时瑞典的钢铁等物品价格很便宜，还请求酌情降低关税。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善后事宜的耆英认为各种税钞刚刚议定并通行，不便因为瑞典的钢铁就轻易同意减税，没有答应；只同意奏请批准通商条约。于是与瑞典公使李利华签订了三十三条条约。同治六年（1867年），清政府派出使大臣志刚等人游历各国，到达瑞典递交了国书。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瑞典召开整理万国刑罚监牢会，使臣爱达华达摆柏照会驻英国使臣郭嵩焘，请中国派员入会。郭嵩焘上报朝廷，得到了批准。
〔3〕十八年1892五月，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殴致毙，上海瑞典总领事柏固闻，赴鄂见张之洞，要求四事：一，办犯；一，抚恤；一，参麻城县知县；一，宋埠设教堂。时犯已缉获，张之洞允办犯、抚恤，而参麻城县则不许，谓麻城县事前力阻，事后即获正犯，未便参劾。至开教堂，宋埠民情正愤，改在汉口武穴觅一地建堂，柏固亦不允。久之，始议定绞犯二名，给两教士各一万五千元，失物诸项一万五千元，期二十月后再往传教。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前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当地人殴打致死。上海瑞典总领事柏固得知后，前往湖北会见张之洞，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惩办凶手；第二，抚恤死者家属；第三，参劾麻城县知县；第四，在宋埠设立教堂。当时凶手已经抓获，张之洞同意惩办凶手和抚恤，但不同意参劾麻城县知县，认为知县事前尽力阻止，事后又迅速抓获了真凶，不便参劾。至于设立教堂，宋埠民情正愤怒，改为在汉口武穴找一处地方建堂，柏固也不答应。过了很久，才议定绞死两名罪犯，给两位教士各一万五千元，失物等项赔偿一万五千元，约定二十个月后瑞典人再去传教。
〔4〕三十四年六月，与瑞修改通商条约。先是瑞使倭伦白来京，请觐见呈递国书，并照称奉本国君主谕，请修改通商条约，并录其君主所给议约全权文凭送外务部。外务部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订瑞典那威条约系两国联合所立，近两国已各独立，前订之约距今六十年，通商情形今昔不同，当重订约，以资遵守，许之。于是瑞使拟具约稿三十九款，大致多采各国与中国所订约款。外务部以所拟款目繁多，另拟约稿，并为十七款。研商久之始定议。外务部因上奏，言：“臣部另拟约稿，归并为十七款。查向来与各国所订条约，我多允许与各国利益，而各国鲜允许与我利益，按诸彼此优待之例，实非平允。惟光绪七年1881巴西条约暨二十五年墨西哥条约，多持平之处。此次拟议约稿，注重此意，不使各项利益偏归一面，更于各约中采用较为优胜之条，取益防损。如第三款领事官应照公例发给认许文凭，第十款订明俟各国允弃其治外法权，瑞典亦必照办，第十三款声明给与他国利益，立有专条者，须一体遵守，方准同霑，俱系参照巴西、墨西哥二约。第十二款入教者犯法不得免究，捐税不得免纳，教士不得干预华官治理华民之权，俱系参照中美商约。又瑞使原拟约稿有数款照录英、美、日各商约，今皆删去。如商标、矿务之类，则以第十三款内载所有商业、工艺应享各利益均一体享受等语括之，如加税、免釐之类，则以第十四款内载中国与各国商允通行照办遵守等语括之，以免挂一漏万。于第五款内又载进出口税悉照中国与各国现在及将来所订之各税则办理等语，亦可为将来加税不得异议之根据。此外各款，如派驻使、设领事，及通商、行船一切事宜，始终不离彼此均照最优待国相待之意，以扼要领而示持平。虽瑞典远在欧洲北境，现尚无前往贸易之华商，其所许我利益，未能遽霑实惠，然际此中外交通，风气日开，不可不预为地步。数旬以来，与瑞使往返磋磨，间有字句删改无关出入之处，亦辄允其请，而大旨已臻妥协。谨录全约款文，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应请简派全权大臣一员，会同瑞使署名画押，仍候批准互换。”疏入，报可。宣统元年1909四月，在北京互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中国与瑞典修改通商条约。在此之前，瑞典公使倭伦白来到北京，请求觐见并递交国书，同时照会称奉本国君主命令，请求修改通商条约，并抄录了君主授予的议约全权文凭送交外务部。外务部认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所订的瑞典挪威条约是两国联合签署的，如今两国已经各自独立，此前订约距今已六十年，通商情况今昔不同，应当重新订约以资遵守，同意了请求。于是瑞典公使拟定了三十九款条约草案，大致多采用各国与中国所订的条款。外务部认为所拟条款数目繁多，另拟了约稿，合并为十七款。经过长期研究协商才定下来。外务部因此上奏说：“臣部另拟的约稿，归并为十七款。查历来与各国所订条约，我方多允许给各国利益，而各国很少允许给我方利益，按照彼此优待的原则，实在不公平。只有光绪七年（1881年）的巴西条约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墨西哥条约，多有持平之处。此次拟议约稿，注重这个意思，不使各项利益偏于一方，更从各条约中采用较为优越的条款，以取益防损。例如第三款领事官应按照公例发给认许文凭，第十款订明等到各国都同意放弃治外法权时，瑞典也必照办，第十三款声明给予他国利益且立有专条的，必须一体遵守，才准同享，这些都是参照巴西、墨西哥二约。第十二款入教者犯法不得免于追究，捐税不得免纳，教士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的权力，这些都是参照中美商约。另外瑞典公使原拟的约稿有几款照抄英、美、日各商约，现在都删去了。例如商标、矿务之类，就用第十三款内载‘所有商业、工艺应享各利益均一体享受’等语来概括；加税、免厘之类，就用第十四款内载‘中国与各国商允通行照办遵守’等语来概括，以免挂一漏万。在第五款内又载明进出口税悉照中国与各国现在及将来所订的各税则办理等语，也可作为将来加税不得异议的根据。此外各款，如派驻使节、设立领事，以及通商、行船一切事宜，始终不离‘彼此均照最优待国相待’之意，以扼住要领并显示公平。虽然瑞典远在欧洲北部，目前还没有前往贸易的华商，他们所允许给我国的利益，未能立即得到实惠，但正值中外交通、风气日开之时，不可不预先留地步。几十天来，与瑞典公使往返磋商，间或有字句删改无关紧要之处，也常答应其请求，而大旨已经妥当。谨抄录全部约款文，恭呈御览。如蒙批准，应请选派全权大臣一员，会同瑞典公使署名画押，仍候批准后互换。”奏疏递入，得到批复同意。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在北京互换条约。
〔5〕丹墨即嗹马，在欧罗巴洲西北。其来市粤东也，以雍正时，粤人称为“黄旗国”。同治二年1863三月，丹马遣其使臣拉斯勒福来华，抵天津，径赴京师。署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丹使并未知照，无故来京，亟函知总署，饬城门阻之。而英使言：“丹国来人乃本馆宾客，请勿阻。”总署遂置不问。英威妥玛复代请立约，恭亲王告以丹使擅越天津来京议约，万难允其立约。威妥玛乃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并援法使为布路斯、葡萄牙代请换约之例固请。王大臣等因语以丹使如欲中国允行，宜循中国定章，仍回天津照会三口通商大臣，方可立约。威妥玛乃请嗣后外国使臣到津，应令天津领事告知中国常例，又为函致三口大臣代为之谢。大臣等以闻，朝旨交总署核议。旋派工部左侍郎恒祺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办理。
丹麦就是嗹马，位于欧洲西北部。它来广东贸易，是在雍正年间，广东人称之为“黄旗国”。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丹麦派遣使臣拉斯勒福来华，到达天津后，直接前往北京。代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认为丹麦使臣并未事先通知，无故来京，急忙写信通知总理衙门，下令城门阻止。但英国公使说：“丹麦来人是本馆的宾客，请不要阻止。”总理衙门于是置之不理。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代为请求立约，恭亲王告知丹麦使臣擅自越过天津来京议约，万难允许立约。威妥玛于是说丹麦与英国是姻亲之国，并援引法国公使为普鲁士、葡萄牙代请换约的先例坚持请求。王大臣等因此告诉丹麦使臣，如果想要中国允许，应当遵循中国定章，仍回天津照会三口通商大臣，方可立约。威妥玛于是请求以后外国使臣到天津，应令天津领事告知中国常例，又写信给三口大臣代为道歉。大臣们将此事上报，朝廷下旨交总理衙门核议。随后派工部左侍郎恒祺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办理。
〔6〕五月，约成，大致以英约为本。初，恒祺等议约拟仿照大西洋成案，威妥玛谓丹系英国姻娅，应从英文义。辩论久之，各有增减，定和约五十五款，通商条约九款，税则一册。明年五月，丹遣水师副提督璧勒来沪，派提督衔李恒嵩及江苏布政使刘郇膏与换约。届时李恒嵩等向璧勒索观应换条约，而原定印约未携，只另书英字条约。璧勒谓此约系照英文原定条约缮写工整，以示尊崇中国之意，并无别故；又以本国军务方殷，不能久待。遂将条约核对，与英文相符，允互换。属将原定用印和约补订照缮和约之内，补钤丹副提督印信，并签押，遂互换收执。九年十月，丹遣使来华呈递国书，报中国简派使臣蒲安臣、志刚、孙家谷使丹之聘也。十年，复呈递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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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绪七年十月，督办中国电报事宜盛宣怀与丹总办大北电报公司恒宁生会订收递电报合同。先是同治十年，丹国大北公司海线，由香港、厦门迤逦至上海，一通新嘉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名为南线，一通海参崴，由俄国亚洲旱线以达欧洲，名为北线，此皆水线也。至同治十二年，又擅在上海至吴淞设有旱线。至是中国甫设电局，因先与订合同十四条：一，中国电报寄往外国之线路；二，电局与大北互定通电之价；三、四，由中国寄外国、外国寄中国内地之报，其报价应先行收清，后再划还，并在上海立册，每月互对；六，电价概由自定，惟寄外国报须按照万国电报定章，又传报可自编新码；七，电局与大北往来用英文，惟合同以华文为主；八，大北原竭力帮助中国设电，惟中国自主之事不得干预；十，大北海线、中国旱线如有断绝停滞，互相通知；十一，中国电政归北洋大臣主持，有向大北购料者，应禀明北洋核夺；十二，大北应缴回中国电报之费，每三月一结。时法、英、美、德四国以大北公司仅有单股海线，又沿途祗通厦门口岸，其余如汕头、福州、温州、宁波各口皆距较远，请添设海线，就便通至各口。拒之，仍专与大北公司合办。方议立合同，大北公司恒宁生欲载明中国不再租陆线与他人，且须永租大北，议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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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九年，李鸿章致总署及盛宣怀，拟中、英、丹三公司合约，英、丹海线均至吴淞为止，将丹自淞至沪旱线购回，由我代递。议久之始收回。初，大北公司原禀六条内，有“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二条，为大北公司独得之利益。因之中国亦取得总署、南北洋及出使大臣往来电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为中国独得之利益。当时鸿章已批准咨行。英、美、法、德各使闻之，合词照会总署。威妥玛复援同治九年允英人设海线之案，必欲大东公司添设，政府不能阻。因之大北公司恒宁生请将中国官报照常给费。旋复来电，谓“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等语。
（暂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