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久通中国。明季以寇边禁互市，清兴始复故。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请通商舶。闽、粤商人往者益众，杂居长崎市。初有船百八十艘，后由七十艘迭减至二十余艘。货运中国岁限八千贯，置奉行三人讥察之，榷其税。然日本方严通海之禁，其国人或潜来台湾及各口贸易，事发辄罪之。三十二年1693，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日本船避风至阳江县。诏资以衣食，送浙江，具舟遣归。
日本很久以前就和中国有来往。明朝末年因为倭寇骚扰边境，禁止了海上贸易，清朝建立后才恢复。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写信给长崎的日本官员，请求允许商船贸易。福建、广东的商人去日本的人越来越多，混住在长崎市。起初有一百八十艘船，后来从七十艘逐渐减少到二十多艘。货物运到中国每年限额八千贯，日本设置了三个官员负责检查并征税。但日本当时正严厉禁止私自出海，日本人有偷偷跑到台湾和各口岸贸易的，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治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石琳上奏说，有日本船避风到了阳江县。皇帝下诏提供衣食，送到浙江，准备好船只送他们回国。
〔3〕雍正六年1728，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制造战船，虑为边患，奏明：“密饬沿海文武营县，及各口税关员役，严行稽查，水师兵船不时哨巡，以为有备无患之计。”上览奏，谕曰：“昔圣祖遣织造乌林达麦尔森阳为商人，往觇其国。比复命，盛言国小民巽，开洋之举继此而起。朕数谕闽、广督抚留意考察。闻日本近与朝鲜交亲，往来无间。夫安内攘外之策，以固本防患为先。其体朕前谕无怠。”并颁谕沿海诸省防海。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请沿海练舟师、置火器、增炮台，并自赴厦门、虎门诸口巡察。上不欲启外人疑惧，但令饬备而已。李卫复奏称：“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报可。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奏请颁江海关则例，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税律。嘉庆元年1796，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
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因为日本招募内地人，教他们射箭、武艺和制造战船，担心成为边境祸患，上奏说：“秘密命令沿海文武官员和各个口岸的税关人员，严格稽查，水师兵船不时巡逻，作为有备无患的办法。”皇帝看了奏折，下旨说：“当年圣祖派织造官员乌林达麦尔森假装成商人，去侦察日本的情况。等他回来复命，极力说日本国小民弱，之后出海贸易的事就开始了。我多次告诫福建、广东的督抚注意考察。听说日本最近和朝鲜关系密切，往来不断。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策略，以巩固根本、预防祸患为先。你们要体会我之前的旨意，不要懈怠。”并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两广总督孔毓珣上疏请求在沿海训练水师、设置火器、增建炮台，并亲自到厦门、虎门等口岸巡查。皇帝不想引起外国人的疑惧，只命令整顿防备而已。李卫又上奏说：“日本贸易不能突然断绝，请在洋商中挑选殷实老成的人，设立八个人为商总，让他们分别负责稽查，互相检举，以免时间久了产生弊端。”皇帝批准了。乾隆四十六年，户部奏请颁布江海关的条例，规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物的税则。嘉庆元年，皇帝下旨：“日本商人每次遇到风暴，漂流到沿海，情况很可怜。命令有关部门送到乍浦，搭商船回国。”并定为法令。
〔4〕初，日本专主锁港，通华商而禁西洋诸国。及明治维新，始与各国开港通商。后以各国咸在中华互市，同治元年1862，长崎奉行乃遣人至上海，请设领事，理其国商税事。通商大臣薛焕不许。三年1864，日本商船介英领事巴夏礼以求通。七年1868，长崎奉行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许之。
起初，日本专门实行锁国政策，只和清朝商人贸易，禁止西洋各国。到了明治维新，才开始和各国开港通商。后来因为各国都在中国通商，同治元年，长崎奉行派人到上海，请求设立领事，管理日本商人的税收事务。通商大臣薛焕不同意。同治三年，日本商船通过英国领事巴夏礼介绍，请求通商。同治七年，长崎奉行河津又写信给江海关道应宝时，说日本人在来欧洲时，常常搭乘西洋船只在海上航行，或者到中国内地学习学术、经营商业，都带有本国护照，请求看在邻国友谊上给予保护。中国同意了。
〔5〕九年1870，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致总理各国事务署，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邻如贵国，宜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内国多故，迁延至今，信谊未修，深以为憾。兹令前光等诣台下，豫商通信，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幸取裁焉。”前光至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达其书总署，议允通商而拒其立约。前光谒鸿章曰：“西人胁我立约，彼此相距十万里，尚遣公使、领事远来保其侨民。中、日唇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今特使人远输诚意，而其来也，西人或交尼之；若不得请，是重吾耻也，前光虽死，不敢奉命。”鸿章复为请于朝，下廷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疏言：“日本二百年来，与我无嫌。今援西国之例，诣阙陈辞，其理甚顺。自宜一视同仁，请与明定规约，分条详列，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上韪其议，允前光请，命总署答书，诏鸿章豫筹通商事。
同治九年，日本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带着外务卿的信，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致说：“如今文化大开，交往日益频繁。我国最近与西方十四国签订了盟约。像贵国这样的邻邦，应该先互通友好、结为亲善；但我国内乱不断，拖延至今，未能建立信义，深感遗憾。现在派前光等人到贵衙门，预先商议通信事宜，为将来派使修约打下基础，希望贵国裁决。”前光到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把信送到总理衙门，商议后同意通商但拒绝立约。前光拜见李鸿章说：“西方人逼迫我们立约，彼此相距十万里，尚且派公使、领事远道而来保护本国侨民。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商人往来，因为没有条约，反而委托外人代理，听凭他们约束，丧失国家主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特地派人远道表达诚意，但他们的到来，西方人或许会从中阻挠；如果请求不被批准，那是加重我们的耻辱，我前光即使死，也不敢奉命。”李鸿章又替他们向朝廷请示，皇帝下令廷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上疏说：“日本二百年来，和我们没有嫌隙。现在援引西方国家的例子，到朝廷陈述，理由很充分。自然应该一视同仁，请与他们明确订立规约，分条详细列出，不要写入‘比照西方总例’这样的话，以免引起他们要求利益均沾的念头。”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批准了前光的请求，命令总理衙门回信，下诏让李鸿章预先筹备通商事宜。
〔6〕十年1871，日本以大藏卿藤原宗臣为专使来聘，命授李鸿章钦差大臣，应宝时、陈钦副之，与议条款。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久之，始订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设领事，以上海等十五口与日本横滨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内地，微异西国。诸约既成，宗臣来献仪物，期来年换约。十一年1872，日本罢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诣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照会，谓来岁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欲酌改所议事件，与欧西一律，豫拟条款请商。鸿章答以去秋甫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特令津海关道陈钦等与商，均俟换约后照约商办。
同治十年，日本派大藏卿藤原宗臣作为专使来中国访问，朝廷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应宝时、陈钦为副手，与日使商议条款。日本使者起初请求按照西方条约办理。过了很久，才订立了十八条条约，三十三条通商章程，互相派遣使臣，设立领事，以上海等十五个口岸与日本横滨等八个口岸通商，但禁止日本人私自进入内地，这一点与西方各国略有不同。条约签订后，宗臣来献礼物，约定明年换约。同治十一年，日本罢免了宗臣的官职，派柳原前光到北洋大臣李鸿章处，递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的照会，说日本明年要与欧美各国修改条约，想酌情修改已议定的事项，与欧美一致，预先拟定了条款请求商议。李鸿章回答说，去年秋天刚刚立约，还没有互换，现在突然改议，很不讲信用。特意命令津海关道陈钦等人与日方商议，都等到换约后按照条约商办。
〔7〕十二年1873四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来京换约，遣其随员柳原前光、翻译官郑永宁诣总署询三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询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等语。王大臣等当与辩正。寻命李鸿章为换约大臣，与之互换。副岛种臣并致国书，庆贺大婚及亲政大典。时各国因请觐，报可，副岛种臣亦请面递国书，许之。寻进贺仪方物，答以礼，并给玺书。副岛种臣照会，使事毕回国。李鸿章以日本换约时，其上谕内仅盖用太政官印，未用国玺，駮令换用。翻译官郑永宁谓：“本国向与西洋各邦换约，均钤用太政官印。”鸿章谓：“见尔国副本，声明钤用国玺，又上海道抄送总领事井田让等敕书，亦用国玺。”郑永宁允回国换寄。时日本未设驻京公使，交涉事讬俄使倭良嘎哩代办。
同治十二年四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来北京换约，派他的随员柳原前光、翻译官郑永宁到总理衙门询问三件事：一是问澳门是否归中国管辖，还是由葡萄牙管理？二是问朝鲜所有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来不过问？三是问台湾生番杀害琉球人民，日本打算派人去生番那里问罪等等。王大臣们当场进行了辩驳。不久任命李鸿章为换约大臣，与日方互换条约。副岛种臣还递交了国书，庆贺皇帝大婚和亲政大典。当时各国请求觐见，得到批准，副岛种臣也请求当面递交国书，皇帝同意了。随后进献贺礼和方物，朝廷回赠了礼物，并给了盖有国玺的文书。副岛种臣照会，事情办完后回国。李鸿章因为日本换约时，他们的上谕上只盖了太政官印，没有用国玺，驳斥要求换用。翻译官郑永宁说：“我国向来与西方各国换约，都用太政官印。”李鸿章说：“我看到你们副本上声明要盖国玺，另外上海道抄送的总领事井田让等人的敕书，也用了国玺。”郑永宁答应回国换寄。当时日本没有设立驻京公使，交涉事务委托俄国公使倭良嘎哩代办。
〔8〕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兵船至厦门，声称赴台湾查办生番。李鸿章致书总署，谓：“各国兴兵，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既闻美人李让礼带领陆军，又雇美国水师官领兵船，欲图台湾。李鸿章复致总署，谓：“此事如果属实，不独日本悖义失好，即美人帮助带兵，雇商船装载弁兵军械，均属违背万国公法，且与美约相助调处之意不符。应请美使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应雇装载弁兵。日本既无文函知会，仅将电信抄送上海道。云派员往台湾查问，难保不乘我不备，闯然直入闽省，应先派兵轮水师，往台湾各港口盘查了望，另调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軿附近一带，择要屯紥，为先发计。”乃日本兵船忽犯台湾番社，以兵船三路进攻，路各五六百人。生番惊窜，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各社咸被焚。其时尚有兵轮船泊夏门。于是台湾戒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台设防。葆桢密疏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事。闽浙总督李鹤年亦陈台湾地利，并遣水路各营分往凤山、澎湖等处屯紥。
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兵船来到厦门，声称要去台湾查办生番。李鸿章写信给总理衙门说：“各国出兵，一定要先有文书通知，说明为什么挑起事端。台湾生番这件事，并没有事先商量，怎么能突然出兵？”接着听说美国人李让礼带领陆军，又雇佣美国海军军官指挥兵船，想要图谋台湾。李鸿章又写信给总理衙门说：“这件事如果属实，不仅日本违背道义、破坏友好，就连美国人帮忙带兵、雇佣商船装载士兵和军械，也都违反了国际公法，而且与美国条约中‘相助调处’的意思不符。应该请美国公使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人，严禁商船受雇装载士兵。日本既然没有文书通知，只把电报抄送上海道，说派人到台湾查问，难保他们不会趁我们不备，突然闯入福建，应该先派兵船和水师，到台湾各港口盘查瞭望，另外调几千得力陆军，用轮船载到凤山、琅軿附近一带，选择要地驻扎，作为先发制人的计策。”于是日本兵船突然进犯台湾番社，兵船分三路进攻，每路五六百人。生番惊慌逃窜，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各社都被焚烧。当时还有兵船停泊在厦门。于是台湾进入戒严状态，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渡海到台湾设防。沈葆桢秘密上奏了联合外交、储备利器、储备人才、沟通信息四件事。闽浙总督李鹤年也陈述了台湾的地理优势，并派遣水陆各营分别前往凤山、澎湖等地驻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