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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 卷一百五十·志一百二十五

清史稿 · 目录

〔1〕△轮船

轮船

〔2〕自西人轮船之制兴,有兵轮,有商轮。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

自从西方人发明了轮船,有兵船和商船之分。最初只在东西方各国的口岸之间往来。中国自从开放口岸通商以后,与英国签订了《江宁条约》,外国轮船就可以在海上航行了。随后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外国轮船就可以在长江航行了。商人和旅客都贪图轮船的便利,像鸭子一样成群地涌向它。于是当时内河和外海的利益全被外国人占据了。

〔3〕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妨河船生计。鸿章谓当咸丰间河船三千余艘,今仅存四百艘。及今不图,将利权尽失。请破群议力行之。十三年1874,鸿章又疏言:“同治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同治七年1868,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本年夏间,臣于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酌拟轮船章程。嗣以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当令朱其昂回沪设局招商。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经臣咨商浙江督抚臣饬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藉口。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疏入,报可。

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议论的人说这会妨碍内河船民的生计。李鸿章说,咸丰年间内河船有三千多艘,现在只剩四百艘了。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就会把利权全部丧失。请求破除众人的议论,大力推行。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又上奏说:“同治年间,曾国藩和丁日昌在江苏担任总督和巡抚时,多次根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的建议,提出华商造船的章程,分别运输漕粮,同时承接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命令江海关道通知各口岸商人试办。但时间长了因循拖延,没有形成局面。同治七年(1868年),仅仅借用夹板船运过一次米,随后又停止了。今年夏天,我在验收海运的闲暇,遵照总理衙门的来信指示,商请浙江海运局总办、知府朱其昂酌情拟定轮船章程。后来因为现在官造的轮船中没有商船可以领取,各省在上海的富商,有的自己购买轮船在各口岸行驶,有的带着资本依附于外国商人的名下。如果中国自己设立招商局,那么各商人的轮船股本必定逐渐归到官局,似乎足以顺应商情并增强国体。请求先试行招商,为官商融洽打好基础。等商船造好,就可以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另外,海运的粮食,今年江浙的沙船和宁船不够用,请求用商船分担运输,以弥补沙船和宁船的不足。将来粮食数量增加,就没有缺船的忧虑。请求按照户部核准的练饷制钱借给江苏、浙江的典章制度,准许商人借领二十万串钱,作为设立招商局的商本,仍然预缴利息钱用来帮助赈灾。所有盈亏,全部由商人承担,与官府无关。应当命令朱其昂回上海设立招商局。商人争先恐后入股,现在已经购买了三艘坚固快速的轮船。经我咨商浙江总督巡抚,命令拨给明年二十万石漕米,由招商局的轮船运到天津,其运费和耗米等项,全部按照沙船和宁船的既定章程。至于承接货物,报关纳税,仍然按照新关章程,以免给人借口。如果从此轮船畅通,那么或许可以使我内河外海的利益不被洋人占尽,这对国计民生实在关系重大。”奏疏递上后,皇帝批复同意。

〔4〕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学士宋晋言糜款过钜,议请罢之。事下,鸿章力持不可。略言:“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至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也。”又言:“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藩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现与曾国藩筹议,中国殷商每不原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钜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闻华商原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疏上,下所司议行。

在此之前,福建船政局专门用来制造兵船。学士宋晋说花费太多,请求停止制造。事情交给李鸿章处理,李鸿章坚决反对。他大致说:“欧洲各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没有不叩关要求互市的。海外的险要,有兵船巡逻防守,我和他们可以共同分享。长江及各海口的利益,有轮船转运,我和他们也可以共同分享。这样或许不至于让洋人独自占有利益和险要,而逐渐反客为主。”又说:“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外购买雇佣西洋轮船。如果有需要,命令他们自己向福建、上海两厂商拨订制。至于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完全不同。福建船厂现在造的船,都不适合商船使用。曾国藩以前命令上海船厂除了造兵船外,另外造了四五艘商船。福建船厂似乎也可以间或制造商船,以供华商雇佣领用。现在我与曾国藩商议,中国的富商往往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而且各口岸的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如果领用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会挟带巨额资本来倾轧争夺,那么华商必须自己设立公司,自己建造货栈,自己筹集保险,本金大、用项多,刚开始恐怕也无利可图。如果运行时间长了,添造和租领的船多了,才有利益。听说华商如果愿意领用,必须准许他们兼运漕粮,这样才有专门的生意,不至于被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出一定数量后,再请皇上命令总理衙门,与各省商议筹办。”奏疏递上,下发给有关部门讨论执行。

〔5〕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徕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觕具。光绪元年1875,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三年1877,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于江督沈葆桢。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为喻。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钜,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祗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于所入也。”六年1880,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于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余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余作海防经费。疏入,均不报。

这年冬天,招商局成立,由知府朱其昂主持,道员盛宣怀辅佐。朱其昂通过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人招揽商股,入股的人非常踊跃,盛宣怀也引荐广东人唐廷枢、徐润管理局务。购买船只、设置装备、建立码头,先后经营,全部使用商人的资本,规模初步具备。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奏请奖励朱其昂等人,各有差别。光绪三年(1877年),增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船舰,开始借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的官款一百九十多万两有余。起初计划购买旗昌轮船,盛宣怀最坚持,需要银二百数十万两。商本很少,无法应付。盛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为理由,极力向两江总督沈葆桢陈述。沈葆桢被说动,拨出银一百万两接济,议论的人都认为这是失策,甚至用“旗昌公司丢弃破旧的衣服,得到钱去做新衣服,希望合身”来比喻。事后募集商股,响应的人很少,只得到四万两银,原因就在于此。御史董俊翰说:“招商局每月亏损五六万两。导致亏损的原因,是购置的船只太多,轮船行驶,经费太大,必须一船有一船的作用,才能避免亏损。听说招商局各船揽载的运费,不够支付经费,船多货少。眼下既然不能立即开往外国,以扩大贸易利润,只宜适当调整,使支出不超过收入。”光绪六年(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请求整顿招商局事务,言语涉及盛宣怀。奏疏下发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轮船时,声称有商款一百多万,实际没有,有意欺骗,希望获得酬金,请求革去盛宣怀的职务。又请求将官款全部作为官股,以其盈余作为海防经费。奏疏递上,都没有批复。

〔6〕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1880,应分期拔还。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于部议。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赀本过钜,收入转微。

招商局所借的官款,到光绪六年(1880年),应该分期偿还。但已经偿还超过一半,又借了洋债。李鸿章说兼顾双方,招商局力量不够,请求先偿还洋债,再还官款,但被户部议论所阻。后来逐年清还,商股仍然达到四百万两。招商局开办之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承接了福建和上海两厂制造的船,又从英国购买,增加到十二艘。等到买进旗昌的十八艘轮船后,便与英国商人太古、怡和并称为三大公司。资本太大,收入反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