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鐀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司马谈）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此事，心中愤懑，病情加重，将要去世。恰好他的儿子司马迁出使回来，在黄河、洛水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从上古起就曾在虞、夏显立功名，掌管天文历法。后来家道中衰，难道要断绝在我这里吗？如果你能再担任太史，就可以延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千年以来的大统，在泰山封禅，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啊！命啊！我死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打算撰写的著作啊。孝道，始于侍奉父母，中间是侍奉君王，最终是立身成名；扬名后世，使父母显耀，这是最大的孝。天下人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能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风范，传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上及公刘，以尊崇后稷。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残缺，礼乐衰败，孔子修复旧制，振兴废业，论定《诗》《书》，著作《春秋》，学者至今仍以之为准则。自从鲁哀公获麟以来已有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史书散失断绝。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迹，我身为太史而不加论述记载，废弃了天下的文献，我非常恐惧，你一定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孩儿虽然不聪敏，但请允许我全部整理父亲所编次的旧闻，不敢有所缺失。”父亲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开始阅读石室金匮中收藏的史记和档案。五年后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冬至，开始改定历法，在明堂举行典礼，诸神都接受新的历法。
〔15〕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父说过：‘自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了孔子，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应当有人能继承和阐明圣人的学说，订正《易传》，续写《春秋》，以《诗》《书》《礼》《乐》为基础。’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16〕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政治衰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迫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用，大道无法推行，于是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褒贬是非，作为天下的标准，贬斥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而已。’孔子说：‘我想用空话记载，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切明白。’《春秋》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辨析人事的纲纪，辨别疑惑，明确是非，决断犹豫，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尊重贤能，鄙视不肖，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废业，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揭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道理，所以擅长变化；《礼》规范人伦纲纪，所以擅长行为；《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政治；《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擅长教化；《乐》是快乐得以产生的依据，所以擅长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启发和谐，《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阐述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有几万，旨意有几千。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包含在《春秋》中。《春秋》中记载了三十六起弑君事件，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流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逐渐积累很久了’。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知《春秋》，不然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能不知《春秋》，不然处理日常事务不知道怎样做恰当，遇到变故不知道权变。做君主父亲的人如果不通晓《春秋》的大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儿子的人如果不通晓《春秋》的大义，一定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过。其实他们起初都是想做好事，只是不懂得大义，被加上罪名也不敢推辞。如果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导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会受到侵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无道，子不像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加以施行；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预防作用却难以理解。”
〔17〕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壶遂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明君，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他才作《春秋》，留下空文来裁决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能恪守职责，万事都已具备，各项事务都各得其宜，您所论著的，想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了《易》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了，礼乐也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的隆盛，诗人歌颂了。《春秋》褒善贬恶，推崇三代之德，褒扬周室，并非只是讽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圣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符兆，举行封禅，改订历法，更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穷，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通过多重翻译前来叩关，请求进献朝见，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其心意。况且士人贤能却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德行不能传扬，是官员的过错。我担任这个官职，如果废弃圣明盛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叙述，违背先父的遗言，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只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他们的世系传记，并不是所谓的创作，您把它比作《春秋》，这就错了。”
〔18〕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司马迁开始编排论述他的著作。过了十年，遭遇了李陵之祸，被关押在监狱中。他于是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不能再被任用了。”退下来深思说：“《诗》《书》之所以言辞隐晦简约，是因为作者想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考。”最终他记述了从陶唐（尧）以来，到汉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从黄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