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至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磐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繇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
到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十六枚古磬，议论的人认为是吉祥的征兆。刘向趁机劝说皇上：‘应该兴办辟雍，设置庠序，陈列礼乐，推崇雅颂之声，盛行礼容，以教化天下。如此而天下不治，是没有的事。有人说，不能完备礼制。礼以养人为本，如果有过失，那也是过失地养人。刑罚的过失，有时会致人死伤。现在的刑罚，不是皋陶的法令，而有关部门请求制定法律，削减就削减，增补就增补，是为了救时务。至于礼乐，就说不敢，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因为俎豆管弦之间稍有不足，就因此断绝而不去做，这是舍弃小不足而趋向大不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教化与刑法相比，刑法是轻的，这是舍弃重要的而急于轻的。况且教化，是所依赖来治理的，刑法是用来辅助治理的。现在废弃所依赖的而独立使用辅助的，这不是达到太平的方法。自京师有悖逆不顺的子孙，以至于陷入大辟受刑戮的人不断，是因为不学习五常之道。继承千年的衰周，继暴秦的余弊，百姓浸染恶俗，贪婪险恶，不习义理，不给他们展示大教化，而只用刑罚驱赶，终究不能改变。所以说：“用礼乐引导，百姓就会和睦。”当初，叔孙通将要制定礼仪，被齐、鲁之士非议，但最终成为汉代儒宗，功业垂于后代，这是成法。’成帝将刘向的话交给公卿讨论，恰逢刘向病逝，丞相和大司空奏请建立辟雍。勘察长安城南，标示基址尚未动工，遭遇成帝驾崩，群臣引用此事来定谥号。
〔10〕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等到王莽担任宰衡，想要炫耀于众人，于是兴办辟雍，趁机篡位，天下反叛他。世祖光武帝接受天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天下之中。即位三十年，四方少数民族归服，百姓家给人足，政教清明，于是营建明堂、辟雍。显宗明帝即位，亲自举行礼仪，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在辟雍供养三老、五更，威仪非常盛大美好。然而德化未能普遍流布的原因，是礼乐不完备，群臣没有可诵说的内容，而且庠序尚未设立。孔子说：‘好比堆土为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如果停止，那是自己停止的。’现在叔孙通所撰写的礼仪，与律令一同记录，收藏在法官那里，法家又不传习。汉朝典籍搁置而不显明，臣民没有人谈论。再加上叔孙通去世之后，河间献王采集礼乐古事，逐渐增补编辑，达到五百多篇。现在学者不能清楚看到，只是推演士礼到天子，解说义理又颇多谬误，所以君臣长幼交往之道逐渐不明。
〔12〕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以纤微憔<广卒>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嫚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异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百姓有血气心知的本质，但没有哀乐喜怒的常态，应和感触而发动，然后内心形态就显现出来。因此纤微憔悴的声音兴起，百姓就忧愁；宽和随意的声音兴起，百姓就安康快乐；粗厉猛奋的声音兴起，百姓就刚毅；廉直正诚的声音兴起，百姓就肃敬；宽裕和顺的声音兴起，百姓就慈爱；流辟邪散的声音兴起，百姓就淫乱。先王以乱为耻，所以制作雅颂之声，以情性为本，考究度数，用礼仪来节制，符合生气的和谐，区别五常的行为，使阳气不散，阴气不聚，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气畅通于内而发于外，都安于其位而不相侵夺，足以感动人的善心，不让邪气接触，这是先王设立乐的原则。
〔13〕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此之谓也。又以外赏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锽锽，磐管锵锵，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是谓淫过凶嫚之声，为设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招》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君王在没有制作音乐的时候，沿用先王的音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喜欢自己的风俗，然后改作新乐，以彰显功德。《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崇扬德行，隆重地进献给上帝，并配享祖先。’从前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是说能舀取先祖之道。《武》，是说以武功平定天下。《濩》，是说拯救百姓。《夏》，是大大承继二帝（尧舜）之业。《招》，是继承尧。《大章》，是彰显尧的德行。《五英》，是英华茂盛。《六茎》，是达到根茎。《咸池》，是完备了。从夏朝以前，其流传已不可闻，殷商的《颂》还有保存的。周朝的《诗》已经完备，而其乐器陈设，《周官》中有详细记载。掌管音乐的官员从卿大夫、师瞽以下，都选拔有道德的人，早晚练习，以教导国子。国子是卿大夫的子弟，都学习歌唱九德，诵读六诗，演习六舞，熟悉五声、八音的和谐。所以帝舜命令夔说：‘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咏唱言辞，声音依据咏唱，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说的就是这些。又用音乐来赏赐德行盛大、教化尊崇的诸侯。其威仪足以悦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所以听到其声音而德行和谐，省察其诗而志向端正，论其度数而法度确立。因此在郊庙演奏则鬼神享祭，在朝廷演奏则群臣和谐，在学校设立则万民协调。听者无不虚心敬神，喜悦而承受教化，因此海内普遍知道君上的德行，沐浴其风教，光辉日新，被教化而向善，却不知所以然，以至于万物不夭折，天地顺从而嘉应降临。所以《诗经》说：‘钟鼓锽锽，磬管锵锵，降福穰穰。’《尚书》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尚且感应，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乐，是圣人用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的工具。然而自从《雅》《颂》兴起，而所继承的衰乱之音仍然存在，这些称为淫过凶嫚之声，为此设立了禁令。世道衰微，百姓离散，小人凌驾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所以《尚书》序言：‘殷纣王抛弃先祖之乐，制作淫声，用来变乱正声，以取悦妇人。’乐官师瞽抱着乐器奔散，有的投奔诸侯，有的逃入河海。乐本于情性，深入肌肤而藏于骨髓，即使经过千年，其遗风余烈仍然不绝。到春秋时，陈国公子完逃奔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保存着《招》乐。所以孔子到齐国听到《招》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说：‘想不到音乐能达到这种境界！’赞美极了。
〔14〕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故秦穆遗戎而由余去，齐人馈鲁而孔子行。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
周朝的政治开始衰败，怨刺的诗出现了。君王恩泽已尽，诗就不能再作了。王官失职，雅颂错乱，孔子整理而定正之，所以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音乐得到整理，雅颂各得其所。’当时，周王室大坏，诸侯恣意行事，设立两观，乘坐大路之车。陪臣管仲、季氏之流，有三归和《雍》彻的僭越，八佾在庭中舞蹈。制度于是败坏，陵夷而不可恢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的音乐都出来了。对内导致疾病损寿，对外扰乱政事伤害百姓。巧伪之人借此修饰，以惑乱富贵之人的耳目。百姓以此求利，列国以此相离间。所以秦穆公赠送女乐给戎王而使由余离去，齐国人馈赠女乐给鲁国而使孔子离开。到了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却对子夏说：‘我听古乐就想睡觉，听到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子夏辞谢并辨析，最终不被采纳，从此礼乐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