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629，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
《梁书》有六篇本纪，五十篇列传，总共五十六篇。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皇帝下诏命令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姚思廉是梁朝史官姚察的儿子。他秉承父亲的意愿，又广泛采集了谢吴等各位学者的记述，编成了这部书。我们（曾巩等人）已经校订了文字，又编排成目录一篇，并作序如下：
〔2〕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
自从先王的大道不再彰显，百家学说纷纷兴起，佛教出现得最晚，成了中国的祸患，在梁朝尤其严重，所以不得不进行论述。佛教徒自认为他们所得的是内在的心性之学，而世上谈论佛教的人都是从外在来看，因此无法驳斥他们；虽然如此，他们又哪里懂得圣人的内在呢？《尚书》说：“思考叫做睿智，睿智就能成为圣人。”所谓思考，就是用来获得知识的方法。能够获得知识的人，能够洞察天地人三才之道，辨析万物的道理，无论大小精粗都能穷尽。这就叫做穷尽事理，是知识的极致。知识达到极致，那么我内在的东西就值得珍贵，外在的东西就不值得玩味，没有不能明了这个道理的。有了明了的智慧却不能喜爱它，那是不行的，所以要用诚心去喜爱它；有了喜爱之心却不能以之为乐，也是不行的，所以要用至深的意趣去以之为乐。能够以之为乐就能安于其中了。这样，外物又怎么能牵累我呢？万物不能牵累我，所以我能够尽我的本性。能够尽性就达到了诚。诚，就是成就，不被迷惑。已经成就了，必须扩充它使它广大；已经广大了，必须推行它使它教化；能够教化，那么有智慧的人民以及微小的生物，凡有待于我者，无不由此而达到他们的本性，顺遂他们的适宜，而我的作用就和天地并列了。德行如此之至，而应对外物时未尝不与常人相同，这就是我的道成为天下通行之道的原因。所以，为人们制定衣冠、饮食、婚冠、丧祭等礼仪，并用来教导他们成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规范，无一不是出于人情；与他们共同面对吉凶而预防忧患，无一不是出于人理。所以与人们相处，安定和治理就汇集，危乱就离去。与人们相处所具备的礼法如此，使他们感化的德行如此，这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既然已经是圣人了，那么就没有思虑，其极致只是遵循天理；没有作为，其行动只是顺应外物。因此覆盖滋润万物，鼓舞群众，而没有人能测度他，这难道不能称为神吗？神，是至极微妙而不停息的，这就是圣人的内在。圣人，是道的极致，佛教的学说难道能改变这个吗？寻求能够改变这个的，正是它失误的原因。从内心有所得的人，没有不能行之于外的；有不能行之于外的，就说明没有真正得于内。《易经》说：“智慧周遍万物而道济天下，所以不会有错。”这就是圣人内外兼得的原因。智慧只足以了解一个片面，而不足以穷尽万事之理；道只足以用于一个方面，而不足以适应天下之用，这就是百家内外两失的原因。佛教的失误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那么佛教徒自认为得于内，也可以说是虚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