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尝不欲仕，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岂少哉。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
古时候的君子，怀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但审时度势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就隐居起来保全自己的志向。如果赶上合适的时代，他们也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做官了就推行自己所学，造福世间的功劳难道会少吗？后世的读书人，他们自身的才学修养可能还不够，却喜欢拿隐居这种形式来标榜清高，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反而远离社会、脱离人群，自称隐士。君主也姑且看重他们的名气勉强征召他们，等到考察他们的实际能力，发现不像传闻中那样，就说“这是欺世盗名的人”，这样君臣双方不都受到了损害吗！
〔2〕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自是以隐逸称者，盖往往而有，今摭其可传者，作《隐逸传》。
元代的隐士也很多，比如杜瑛给执政者写信，以及张特立做官时的政绩，他们就不仅仅是隐士了，而是因为得到时机就出来做事，认为可以隐居就隐居，很有古代君子的风范。而君主也不强迫他们出来做官，可以说是双方都得到了好处。从此以后，以隐逸著称的人大概常常有，现在选取那些可以传世的人，写成《隐逸传》。
〔3〕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时升，《金史》有传。瑛长七尺，美须髯，气貌魁伟。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地河南缑氏山中。时兵后，文物凋丧，瑛搜访诸书，尽读之，读辄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诸掌。间关转徙，教授汾、晋间。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瑛赴其聘，遂家焉。与良田千亩，辞不受。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发视，辄止之。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杜瑛，字文玉，他的祖籍是霸州信安人。父亲杜时升，《金史》中有他的传记。杜瑛身高七尺，胡须很美，气度相貌魁梧伟岸。金朝将要灭亡的时候，士人们仍然凭借文章辞赋谋求进取，只有杜瑛躲避到河南缑氏山中。当时战乱之后，书籍文物都散失殆尽，杜瑛搜寻访求各种书籍，全部读了，读后就不忘记，并且研究其中的要旨，古往今来的得失成败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他辗转迁徙，在汾州、晋州一带教书。中书粘合珪在相州开设府署，杜瑛接受了他的聘请，于是把家安在那里。粘合珪给他良田千亩，他推辞不接受。算命的人说他住宅下面埋有藏金，家人想要挖开看看，他制止了他们。后来住在这里的人果然挖到黄金一百斤，他就是这样不随便获取。
〔4〕岁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复劝帝数事，以谓事不如此，后当如彼。帝纳之，心贤瑛，谓可大用，命从行，以疾弗果。中统初，诏征瑛。时王文统方用事，辞不就。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奏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又辞，遗执政书，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异端邪说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绝如线。今天子神圣，俊乂辐辏，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则曰：“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末先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仕！”于是杜门著书，一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优游道艺，以终其身。年七十，遗命其子处立、处愿曰：“吾即死，当表吾墓曰‘缑山杜处士’。天历中，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文献。
公元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到达相州，召见杜瑛询问对策。杜瑛从容回答说：“从汉唐以来，君王依靠来治理国家的，只有法度、军队和粮食这三件事。国家没有法度就无法建立，人民没有粮食就无法生存，战乱中没有军队就无法防守。如今宋朝对这些都轻视，大概快要灭亡了，振兴国家的使命在于圣明的君主。如果能控制襄樊的军队，把部队调往下游，直捣他们的背后，大业就可以确定了。”世祖很高兴，说：“儒生中竟然有这样的人！”杜瑛又劝告世祖几件事，认为事情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会变成那样。世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内心认为杜瑛贤能，说可以重用，命他随行，但杜瑛因病未能成行。中统初年，下诏征召杜瑛。当时王文统正执掌朝政，杜瑛推辞不就职。左丞张文谦在河北担任宣抚使，上奏举荐杜瑛担任怀孟、彰德、大名等路的提举学校官，杜瑛又推辞了，并给执政者写信，大致说：“先王之道不显明，是因为异端邪说侵害它，横流奔放，天理几乎像线一样将要断绝。如今天子神圣，贤才聚集，言论被采纳，计谋被使用，先王的礼乐教化，兴盛修复，正是时候。至于那些文书簿册、定期集会等文法末节，汉唐尚且不屑去做，当权者因循苟且，以此为要务，实在可惜啊！善于开始的人未必善于结束，如今不能溯流求源，昭明法度，端正风俗，培育人才，振兴教化，以拯救几百几千年的祸害，我恐怕以后的弊端，将会有说不完的。”有人勉励他做官，他说：“后世离古代虽然遥远，但先王所施设的，本末先后，还可以考察得见，所以执政者没有比复古更优先的。如果因袭旧弊，来求得符合先王的本意，不是很难吗！我又不能随波逐流去迎合机会，哪里用得着做官！”于是闭门著书，一点也不因为穷困通达得失而动摇心志，悠然自得于道艺，直到去世。年纪七十时，遗命给他的儿子杜处立、杜处愿说：“我如果死了，应当在墓表上写‘缑山杜处士’。”天历年间，追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号文献。
〔5〕所著书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于律，则究其始，研其义，长短清浊，周径积实，各以类分，取经史之说以实之，而折衷其是非。其于历，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之数，无朔虚，无闰余，率以三百六十为岁，而天地之盈虚，百物之消长，不能出乎其中矣。论闭物开物，则曰开于己，闭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纪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过之初六；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时，交小过之九四。多先儒所未发，掇其要著于篇云。
他写的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对于乐律，他探究起源，研究含义，把长短高低、圆周直径和容积等按类别分开，拿经书史书上的说法来充实内容，并且判断其中的是非。对于历法，他认为编历法的人都把十一月甲子日初一子时夜半冬至当作历法的起始点，只有邵雍认为天从子时开始，采用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作为元会运世的数字，没有朔虚，没有闰余，大体上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年，天地间的盈亏、万物的消长，都离不开这个范围。论及开物闭物，他说开物在己时，闭物在戊时；五是天的中间数，六是地的中间数；戊己是月的中间星。他又用卦来配合纪年，金朝大定庚寅年，交在小过卦的初六爻；本朝甲寅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寅时，交在小过卦的九四爻。这些大多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过的，他选取要点写在了文章里。
〔6〕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初名永，避金卫绍王讳，易今名。中泰和进士，为偃师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国戚，号难治，特立至官，俱往谒之。有五将军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闾里，遂过将军家，温言诱之曰：“将军宅宁有盗羊者邪，聊视之以杜众口。”潜使人索其后庭，得羊数十。遂缚其奴系狱，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减死论。豪贵由是遵法，民赖以全。正大初，迁洛阳令。时军旅数起，郡县窘迫，东帅纥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会移镇陕右，道经洛阳，见特立淳古，不礼之，遽责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后期如军法。县民素贤特立，争输于庭，帅大奇之。既而拜监察御史，首言世宗诸孙不宜幽囚；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细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皆当罢黜。执政者忌之。会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诉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实，世宗宥之，遂归田里。
张特立，字文举，是东明人。他最开始的名字叫张永，因为要避金卫绍王的名讳，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泰和年间他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偃师的主簿，后来又改任宣德州的司候。宣德州有很多金朝的皇亲国戚，号称很难治理。张特立上任后，这些皇亲国戚都去拜访他。当时有个五将军带领家奴抢劫百姓的羊群，张特立命令在乡里大肆搜索，到了将军家，温和地引诱说：“将军家里难道会有盗羊的人吗？姑且看看以堵住众人的口。”暗中派人搜索后院，得到几十只羊。于是把家奴绑了关进监狱，将军的儿子藏在别的屋子里，也被抓获，因为他是近亲，免除了死刑。豪强权贵从此遵守法律，百姓依靠他得以保全。正大初年，升任洛阳县令。当时战事频繁，郡县都很窘迫，东帅纥石烈牙兀又侮辱儒士。恰逢他调任镇守陕右，路过洛阳，看到张特立淳朴古板，不以礼相待，立即责令他准备干粮，限定三天备足，过期按军法处置。县里的百姓一向认为张特立贤能，争着把粮食送到官署，东帅非常惊奇。不久张特立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首先提出世宗的孙子们不应该被囚禁；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百姓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媚君主身边的人，都应该罢免。执政的人忌恨他。恰逢平章政事白撒在陕西犒劳军队，张特立又弹劾他的属官不法。白撒向世宗告状，说张特立所说的事不符合事实，世宗宽恕了他，于是张特立辞官回乡。
〔7〕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诸生，东平严实每加礼焉。岁丙午，世祖在潜邸受王印，首传旨谕特立曰：“前监察御史张特立，养素丘园，易代如一，今年几七十，研究圣经，宜锡嘉名，以光潜德，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又谕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赵宝臣谕意，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壬子1372岁，复降玺书谕特立曰：“白首穷经，诲人不倦，无过不及，学者宗之，昔已赐嘉名，今复谕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统二年1261，诏曰：“中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丧乱，不改故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窀穸之悲。可复赐前号，以彰宠数。”特立所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张特立精通程颐的《易经》学说，晚年教授学生，东平的严实常常礼遇他。丙午年（1246年），元世祖忽必烈还在王府接受王印，首次传旨告诉张特立说：“前任监察御史张特立，在田园修养质朴，经历朝代更替而节操不变，今年纪将近七十，钻研经典，应该赐予美名，来彰显他隐逸的德行，可以特别赐号‘中庸先生’。”又传旨说：“先生年老眼病，不能上路，所以派赵宝臣去传达旨意，并且命名他的读书堂为‘丽泽’。”壬子年（1252年），再次降下诏书告诉张特立说：“头发白了还穷尽经典，教导他人不知疲倦，做事没有过与不及，学者们都尊崇他，以前已赐予美名，现在再次申明旨意。”癸丑年（1253年），张特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中统二年（1261年），下诏说：“中庸先生学问有渊源，行为没有瑕疵污点，虽然经历丧乱，但不改常态，未能实现隐居的荣耀，忽然发生去世的悲痛。可以再次赐予以前的称号，以彰显宠遇。”张特立所著的书有《易集说》和《历年系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