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藩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余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圣明的君主不是世世代代都出现，后代子孙也不一定都贤能，这是自然的常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依靠形势而不依靠个人。依靠形势的是诸侯分封制，依靠个人的是郡县制。在郡县制下，细小政务处理得好，但国家大局却危险；在诸侯分封制下，眼前虽多有违逆，但长远考虑却稳固。圣王推究从始至终的弊病，权衡轻重的道理，包容那些小的过失来获取大的安定，这样才能巩固内外，镇守四方。武王是圣明的君主，成王是贤能的继承人，但武王不依赖成王的贤能而广泛实行分封，是为了考虑无穷的后世。而且善于议论当今的人，一定要从古代得到验证。在唐尧、虞舜以前，文献残缺，那些事情难以详知。到了夏、商、周三代，就一起分封有德行的人以及兴王的显贵亲属，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建立封国，承继家业，来藩卫帝室，延续国运长久，近的五六百年，远的将近千年。到了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子弟没有分到一尺土地，孤立无援，所以二世就灭亡了。汉朝继承周朝、秦朝之后，混合采用两种制度，前后两代各有二百多年。考察他们不采用分封制时，虽然强弱不适应，制度错乱，不完全恰当，但追寻其衰亡的原因，常常是在同姓诸侯失去职守、诸侯衰微的时候，而不是在诸侯强盛的时候。从前吕氏家族作乱，幸赖齐王、代王的援助，才安定了国家。七国叛乱，梁王捍卫朝廷，最终平定了祸难。从此以后，诸侯的威权被削夺，只能收取租税作为俸禄，甚至有的穷到乘牛车。因此王莽得以专擅本朝，实现他的奸谋，颠覆天下，祸害百姓。光武帝复兴汉朝，虽然分封子弟，但没有建立真正的封国制度，国祚也不长久。曹魏继承这种做法，圈禁亲戚，囚禁子弟，因此政权迅速倾覆，天命转移到了陛下。长短相应的道理，祸福的征兆，可以在这里看到。另外，曹魏虽然正式登基，南面称帝，但三方（蜀、吴）没有归服，历法不能通行，实际是战国相持的形势。大晋兴起，宣帝平定燕地，太祖平定蜀地，陛下灭亡吴国，可以说是功盖天地，疆域比夏商周三代更广阔，车船所到、人迹所及的地方都成为臣民，四海统一，从今天开始。应该继承大功业的基础，趁着陛下圣明的时候，分封土地，使同姓子弟必定为王，建立万年的长治久安，传承无穷的世代。
〔9〕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穨，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我又听说，国家有'任臣'就会安定，有'重臣'就会混乱。按照王者的制度，君主立太子是根据嫡子而不是年龄，立嫡子是根据年长而不是贤能，这是事情不可改变的道理。但贤能明达的人很少，不贤的人很多，这本来就是自然之理。同类事物互相吸引，感应而来，又是自然之道。所以昏君在位时，重臣就满朝都是；明君执政时，任臣就各居其位。任臣和重臣，都是掌握国家大权并做出决断的人，然而他们的成败相反，邪正相背，这是什么原因呢？重臣凭借所拥有的资源来树立私利，任臣依靠所凭借的地位来竭尽公义。竭尽公义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利是祸乱的根源。由此推论，那么安泰的日子少，祸乱的日子多，政教逐渐颓废，想要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还不止如此。假如让愚蠢低劣的后代，承袭先哲的遗业，得到中等贤能的辅佐，但国家根基不深，没有坚固的树干和辅弼，那么所谓的任臣就会转化为重臣。为什么？因为国家有倾覆的形势，那么掌权的人就会被怀疑，众人疑虑就难以自信，而甘心接受死亡不是人之常情。如果国家基础已经深厚，藩屏强大，即使立幼君小孩，天下也不恐惧，从前所谓的重臣，现在全都反过来变成忠心的任臣了。为什么？因为政理没有危险形势，内心不自猜疑，忠诚得以显著，不受邪佞恐吓。圣明君王知道贤哲不能世代相传，所以建立互相支持的形势来驾御臣下。因此五等爵位确立后，臣下没有忠诚或轻慢，全都竭尽节操来效忠君主。诸侯建立后，后继者贤能或鄙陋，也一概同样对待，等于没有忧虑。而且，如果国家根基稳固，那么所任用的臣子，得到贤能的就能治理得更好，即使委任中等才智的人也足以安定。为什么？因为形势稳固就容易维持。
〔10〕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所以说，建立邦国如果完全合乎道理，就没有什么方向是行不通的。因此周王室从成王、康王以来，一直到宣王，宣王之后再到赧王，这期间经历多年，朝廷虽没有著名的贤臣，但宗庙祭祀没有断绝，这是因为有诸侯维持的缘故。所以说，为社稷考虑，没有什么比建立诸侯国更好的了。邪正、逆顺，是人心归附的关键。现在的分封设置，应该审慎衡量事势，让诸侯遵循道义行动，同仇敌忾，使他们的力量足以维系和保卫京城。如果包藏祸心，被邪恶诱惑而发动，孤立没有党羽，他们所蒙受的封地不足以单独有所作为。然而要做到统一一致很难，陛下应该与通晓古今、善于识别事势的人士深入共同筹划。建立诸侯的原则，是让国君喜爱他的封国，大臣以他的朝廷为荣，各自流传福运，世代无穷。上下同心，爱国如家，看待百姓如同子女，然后才能保有上天赐予的福禄，同时辅佐王室。如今各位王侯分封土地，都兼有古代诸侯的规模，但是国君鄙视他们的爵位，大臣以他们的职位为耻，没有安定的心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法制和郡县相同，没有建立完整国家的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分封设置，应该一切遵循旧规章，完全像古代经典那样。然而人心习惯于常规，不超过十年，好恶不会改变，情感愿望不会转移。臣的愚见，认为应该及早创立大制度，慢慢顺应众望，还要在十年之外，然后才能使君臣各自安于其位，以他们所蒙受的为荣，上下相互扶持，以成就藩卫辅佐的功效。像现在的做法，恰恰足以亏空国库的储藏，白白浪费粮食布帛的资财，而对镇守国家、保卫君上没有任何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