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初，江南既定，枢密奏裁定官属，京师五卫、行省、万户府设官有差，均俸禄，给医药，设学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论建。二十六年1289，参议枢密院事。时缮修宫城，尚书省奏役军士万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陈其不便，乃立武卫，缮理宫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挥使，凡有兴作，必以闻于枢府。寻升枢密院判官。奏定万户用军士八人，千户四人，百户二人，多役者有罚。二十八年1291，除礼部侍郎，迁左司郎中。三十一年1294，参议中书省事。大德元年1297，除吏部尚书。选曹铨注，多有私其乡里者，元珪曰：“此风不可长，川党、朔党之兴，宋之所由衰也。”请谒悉皆谢绝。三年1266，宣抚燕南，劾贪吏若干人。迁工部尚书，河朔连年水旱，五谷不登，元珪言：“《春秋》之义，以养民为本，凡用民力者必书，盖民力息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为之息。六年1269，佥河南行中书省事，将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初，朱清、张瑄以财雄江南，遍以金币连结当路，及伏诛，录其家，具籍所交诸公贵人，而江浙省臣为尤甚，惟元珪一无所污。
当初，江南平定以后，枢密院上奏请求审定各级官署，在京师五卫、行省、万户府设置不同级别的官员，统一俸禄标准，提供医药，设立学校，推行屯田，这些大多是元珪建议的。至元二十六年，元珪担任参议枢密院事。当时正在修缮宫城，尚书省奏请征用军士一万人，由留守司负责。元珪极力陈述这样做的不便之处，于是设立武卫，负责修缮宫城，任命留守段天祐兼任都指挥使，凡是有什么工程兴建，必须报告枢密院。不久升任枢密院判官。他又上奏规定万户府使用军士八人，千户所四人，百户所二人，超额征用的要受处罚。至元二十八年，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升任左司郎中。至元三十一年，担任参议中书省事。大德元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在选官授职时，很多人偏袒自己的同乡，元珪说：“这种风气不能助长，川党、朔党兴起，是宋朝衰落的原因。”请求谒见的人他都一概谢绝。大德三年，任宣抚使巡察燕南地区，弹劾了若干贪污官员。升任工部尚书，黄河以北地区连年水旱灾害，庄稼没有收成，元珪说：“《春秋》的宗旨，是以养育百姓为根本，凡是动用民力的事情都要记载。因为民力得到休息，生产和生活才能顺利进行；生产和生活顺利进行，教化才能推行，风俗才能美好。”宰相赞赏他的话，土木工程因此稍微停息了一些。大德六年，担任佥河南行中书省事，即将赴任时，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起初，朱清、张瑄凭借财富在江南称雄，广泛用金钱贿赂当权者，等到他们被处死后，抄没其家产，详细记录了所交往的各位公卿贵人，其中江浙行省的官员尤其多，只有元珪一毫不染。
〔8〕武宗即位，由佥枢密院事拜枢密副使。诏元珪二十余人议政中书，若惜人力，严选举，节财用，定律令，谨赏罚，建科举，课农桑，汰冗员，易封赠，皆切于世务者。初，诏发军万人屯田称海以实边，海都之乱，被俘者众，至是颇有来归者，饥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闻，诏赐钱赎之。帝在军中，即闻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赐白金二百五十两、只孙衣四袭。
武宗即位后，元珪从佥枢密院事升任枢密副使。皇帝下诏让元珪等二十多人在中书省商议政事，所议内容包括爱惜人力、严格选拔人才、节约财政开支、制定法律条令、谨慎赏罚、建立科举制度、督促农桑生产、裁减多余的官员、改变封赠制度，这些都是切合当时政务需要的。起初，皇帝下诏征发一万军队到称海地方屯田以充实边境，海都叛乱时，很多人被俘虏，到现在有不少人回来了，但是饥寒交迫无法生存，甚至到了卖孩子来活命的地步。元珪把这件事详细报告给皇帝，皇帝下诏赐钱赎回被卖的孩子。皇帝在军队时就听说过元珪的名声，到这时，特别加封他为平章政事，赏赐白银二百五十两、只孙衣四套。
〔9〕仁宗即位，诏元珪与十六人议时政。皇庆元年1312，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盖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元珪曰：“江南之平，几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执其论固争，月余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1314，拜甘肃行省左丞。岁余，召还，俾宣抚辽阳诸郡，复为枢密副使，召见嘉禧殿，帝曰：“卿先朝旧臣，宜在旧服。”特加荣禄大夫，赐钞五千缗、貂裘二袭。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亩，以给军需，余田悉贡赋税。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金为能，加以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变生不测，非国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尔军士之田，并遵旧制。”
仁宗即位后，下诏让元珪与另外十六人一起讨论时政。皇庆元年，元珪被派到外地担任江浙行省左丞。江淮地区的漕运官员上奏说：“江南地区之所以富裕，主要是因为很多人隐瞒了肥沃的田地，如果再次实行清查田亩的措施，应该能增加数以万计的田地。”元珪说：“江南平定已经将近四十年，每户都有固定的户籍，每块田地都有固定的亩数，一旦有所变动，带来的危害不小。”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极力争论，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于是称病辞职离开了。延祐元年，被任命为甘肃行省左丞。一年多后，被召回朝廷，派去安抚辽阳各郡，又担任枢密副使。在嘉禧殿被召见时，皇帝说：“你是先朝老臣，应该担任原来的官职。”于是特意加封他为荣禄大夫，赐予五千贯钱、两件貂裘。元珪上奏说：“从前世祖限定每户军田四百亩，用来供应军需，多余的田地全部交纳税赋。如今管理江淮地区的田地，只把增加税收当作本事，加上官吏横征暴敛，使得百姓困苦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担心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故，这对国家不是好事，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一下。”皇帝说：“凡是你们军士的田地，都遵循原来的制度。”
〔10〕至治元年1321，英宗即位，元珪与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上军民之政十余事，大抵言：诸王近侍，不可干军政；管军官吏，不可渔取军户；军官之材者，当迁其职；有司赋役，当务均一，而军民不可有所偏；军官袭职，惟传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乱。帝并嘉纳，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1322，起商议中书省事。三年1323卒。泰定元年1324，赠光禄大夫、河南等处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简。三年1326，复加推诚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司徒。
至治元年，元英宗即位，元珪和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上书提出关于军民政务的十几件事，大致意思是说：各个王爷的亲信随从不能干预军政；管理军队的官吏不能剥削军户；有才能的军官应当升迁他们的职位；有关部门的赋税徭役应当力求公平统一，对军民不能有所偏袒；军官世袭职位，只能传给嫡系子孙，旁支庶出不能扰乱继承。皇帝全部赞同并采纳，立即下旨施行。元珪因为年老退休，至治二年被重新起用，参与商议中书省事务。至治三年去世。泰定元年，追赠光禄大夫、河南等处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为赵国公，谥号忠简。泰定三年，又加封推诚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司徒。
〔11〕张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后徙平州。升幼警敏过人，学语时，辄能辨字音，应对异于常儿；既长，力学，工文辞。至元二十九年1292，用荐者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预修《世祖实录》。升应奉翰林文字，寻升修撰，历兴文署令，迁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议奉徽号，飨宗庙，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议遂寝。武宗即位，议躬祀礼，升据经引古，参酌时宜以对，帝嘉纳之。至大初，改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即除升为判官。
张升，字伯高，他的祖先是定州人，后来迁居平州。张升小时候机警过人，刚学说话时，就能分辨字音，回答问题和普通儿童不同；长大后，努力学习，文章写得好。至元二十九年，因为有人推荐，被授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参与编修《世祖实录》。张升担任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升任修撰，历任兴文署令，升迁为太常博士。成宗去世，大臣们秉承皇帝的旨意，商议进献尊号，祭祀宗庙，张升说：“按照旧典，凡是有宗庙之事，必须写上嗣皇帝的名字，现在应该写什么？”于是商议就停止了。武宗即位，商议亲自祭祀的礼仪，张升根据经典援引古例，参考当时情况回答，皇帝赞赏并采纳了。至大初年，改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就任命张升为判官。
〔12〕久之，外补知汝宁府。民有告寄束书于其家者，逾三年取阅，有禁书一编，且记里中大家姓名于上，升亟呼吏焚其书，曰：“妄言诬民，且再更赦矣，勿论。”同列惧，皆引起。既而事闻，廷议谓升脱奸轨，遣使穷问，卒无迹可指，乃诘以擅焚书状，升对曰：“事固类奸轨，然升备位郡守，为民父母，今斥诬诉，免冤滥，虽重得罪不避。”乃坐夺俸二月。旁郡移文报吴人侯君远者言：“岁直壬子六月朔日蚀，其占为兵寇；岁癸丑，其应在吴分野。”同列欲召属县为备御计，升曰：“此讹言，久当自息，毋用惑民听。”斥其无稽，众论韪之。部使者举治行为诸郡最。历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绍兴路总管。初，大德、至大间，越大饥，且疫疠，民死者殆半，赋税盐课责里胥代纳，吏并缘为奸，害富家，升为证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者，争代者禄米，有隙，欲内之罪，移平江岁输海运粮布囊三万，俾绍兴制如数，民患苦之，不能堪。更数守，谓岁例如此，置弗问。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实吴郡事，于越无与。”章上，卒罢之。升既谨于绳吏，又果于去民瘼，故人心悦服。历湖北道廉访使、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为参议中书省事，改枢密院判官，寻复中书参议。
过了很久，升被外放到汝宁府任知府。有个百姓来告状，说有人把一捆书寄放在他家，过了三年才取走翻看，里面有一本禁书，而且上面还记着当地大户的姓名。升急忙叫来官吏把书烧了，说："这是胡说八道诬陷百姓，而且已经经过两次大赦了，不要再追究了。"同事们都很害怕，都起身避开。后来这件事传开了，朝廷议论说升放纵了坏人，派使者下来仔细查问，最终查不出什么证据，于是责问他擅自烧书的罪状。升回答说："这件事确实像是放纵坏人，但我身为郡守，是百姓的父母官，如今我斥退诬告，避免冤假错案，即使因此被重罚也不逃避。"于是被罚扣两个月的俸禄。邻郡发来公文，报告吴人侯君远说："壬子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占卜预示会有兵寇；癸丑年，应验在吴地分野。"同事们想召集属县做好防备，升说："这是谣言，时间久了自然会平息，不要用它来惑乱百姓。"斥责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对。上级考察政绩时，认为升的治理能力在各郡中最好。他先后担任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被任命为绍兴路总管。当初，大德、至大年间，越地发生大饥荒，而且有瘟疫，百姓死了将近一半，赋税和盐税却责令里胥代为缴纳，官吏们趁机勾结做坏事，祸害富户。升在簿籍上查证了实际情况，禀报行省免除了这些赋税。前任太守中有人后来担任了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和继任者因为禄米有矛盾，有了嫌隙，就想加罪于他，于是把平江每年要输送的海运粮布囊三万件，改成让绍兴也制作同样的数量，百姓对此非常痛苦，不堪忍受。换了好几任太守，都说这是每年的惯例，搁置不问。升说："麻不是越地出产的，海漕实际上是吴郡的事情，和越地没有关系。"上了奏章，最终停止了这件事。升既谨慎地约束官吏，又果断地去除百姓的疾苦，所以人民都心悦诚服。他历任湖北道廉访使、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被召回担任参议中书省事，改任枢密院判官，不久又担任中书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