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九年1282，除集贤侍读学士。彧言于世祖，谓：“阿合马当国时，同列皆知其恶，无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诛，乃各自以为洁，诚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为守门卒隶亦不可留。如参知政事阿里，请以阿散袭父职，倘使得请，其害又有不可胜言者。赖陛下神圣，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恶十余事，乞召阿里廷辩。”帝曰：“已敕中书，凡阿合马所用，皆罢之，穷治党与，纤悉无遗。事竟之时，朕与汝别有言也。”又请以郝祯剖棺戮尸，从之。寻奉旨钩考枢密文牍，遂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彧言：“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虽王公将相，亦宜纠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庶于国家有补。选用台察官，若由中书，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从本台选择，初用汉人十六员，今用蒙古十六员，相参巡历为宜。”皆从其言。二十年1283，复以刑部尚书上疏，言时政十八事：一曰开广言路，多选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党附壅塞之患。二曰当阿合马擅权，台臣莫敢纠其非，迨其事败，然后接踵随声，徒取讥笑。宜别加选用，其旧人除蒙古人取圣断外，余皆当问罪。三曰枢密院定夺军官，赏罚不当，多听阿合马风旨。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庶几号令明而赏罚当。四曰翰苑亦颂阿合马功德，宜博访南北耆儒硕望，以重此选。五曰郝祯、耿仁等虽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罚异，公论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贵游子弟，用即显官，幼不讲学，何以从政。得如左丞许衡教国子学，则人才辈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书，不过奏事检目而已。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汉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动必书，以垂法于无穷。八曰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员，并一衙门，亦非经久之策。宜参众议，而立定成规。十曰官僚无以养廉，责其贪则苛。乞将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无俸者特给。然不取之于官，惟赋之于民，盖官吏既有所养，不致病民，少增岁赋，亦将乐从。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乞特降诏旨，招集复业，免其后来五年科役，其余积欠并蠲，事产即日给还。民官满替，以户口增耗为黜陟，其徙江南不归者，与土著一例当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迁转民臣，悉为阿合马所摈黜，或居散地，或在远方，并令拔擢。十三曰簿录奸党财物，本国家之物，不可视为横得，遂致滥用。宜以之实帑藏、供岁计。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备巡幸，不应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今宜易置总管府。十五曰中书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设左右丞以下，庶几内重，不致势均。彼谓非隆其名不足镇压者，奸臣欺罔之论也。十七曰阿剌海牙掌兵民之权，子侄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之七八，其威权不在阿合马下。宜罢职理算，其党虽无污染者，亦当迁转他所，勿使久据湖广。十八曰铨选类奏，贤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见而后授官。疏奏，即日命中书行其数事，余命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议行之。
至元十九年，彧被任命为集贤侍读学士。他对世祖皇帝说：“阿合马当权的时候，朝中同僚都知道他的恶行，但没有一个人敢过问；等到他被处死后，这些人又都自称清白，这实在是最大的欺骗。之前有圣旨，凡是阿合马任用过的人一律撤职，我认为连看门的兵卒仆役都不能留。比如参知政事阿里，请求让他的儿子阿散继承他的职位，如果真让他得逞，危害就说不尽了。幸亏陛下英明，看穿了他的奸诈，拒绝了这一请求。我已经列出了阿里十几条奸恶的事状，请求召阿里到朝廷上对质。”皇帝说：“已经下令给中书省，凡是阿合马任用过的人，统统罢免，彻底追查他的同党，一丝一毫都不放过。等事情办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彧又请求将郝祯的棺材打开戮尸，皇帝同意了。不久，彧奉命核查枢密院的文书档案，于是从刑部尚书升任御史中丞。彧说：“御史台的官员对于国家政事的得失、百姓的疾苦、百官的正邪，即使是王公将相，也应当进行监督弹劾。近来只有御史能提意见，我认为台官都应该建言献策，这样才对国家有益。选拔台察官如果由中书省负责，必然有偏袒徇私的弊病，御史应该由本台自己选举。最初用了十六名汉人，现在用了十六名蒙古人，应当搭配轮流巡察。”皇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二十年，彧又用刑部尚书的名义上疏，谈论十八件时政要事：第一，要广开言路，多选正直的人轮班在皇帝身边，负责传达意见，以避免结党营私和言论堵塞。第二，当阿合马独揽大权时，台臣不敢指出他的错误，等到他事败之后，才跟风附和，只会被人讥笑。应该另外选人，旧人中除了蒙古人由圣上决断外，其余都应当问罪。第三，枢密院决定军官的任免赏罚不当，多半是听从阿合马的意旨。应该选择有声望的人担任长官副手，这样号令才能严明、赏罚才能得当。第四，翰林院也曾歌颂阿合马的功德，应该广泛寻访南北两地的年高望重的学者，以提升这一选拔的份量。第五，郝祯、耿仁等人虽然已被处决，但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罪行相同而处罚不同，公论没有得到伸张，应该依次清除。第六，权贵子弟一做官就是显要职位，小时候不学习，怎么能从政？如果能像左丞许衡那样教授国子学，人才就会不断涌现。第七，现在起居注所记录的不过是奏事的标题目录而已。应该选择蒙古人中声望好的、汉人中原朴厚重的来担任此职，轮流值班，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必须记录，给后世留下法则。第八，司法部门没有法律可依，所以奸人无所顾忌。应该制定律令，成为一代的法典。第九，官员冗滥，如果只是简单减少一个官员、合并一个衙门，也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参考大家的意见，确立固定的制度。第十，官僚没有用以保持廉洁的俸禄，责怪他们贪污就显得苛刻。请求各路大小官员，有俸禄的酌情增加，没有俸禄的特别发给。但这些费用不从官家出，只能从百姓身上征收，因为官吏有了养廉的钱，就不会损害百姓，稍微增加一点赋税，百姓也会乐意服从。第十一，内地百姓为逃避赋役流亡到江南的，已有十五万户。离开家乡外出流浪，哪里是人之常情，是因为赋税重、政事繁，才被逼成这样。请求专门下发诏令，召集他们回乡复业，免除以后五年的赋役，其余积欠全部豁免，财产田地马上归还。地方官任满替换时，以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升降的依据，那些迁到江南不回来的，与当地土著一样承担徭役。第十二，丞相安童提拔任用的官员，全都被阿合马排挤罢黜，有的闲置在闲散职位，有的在远方，应一律提拔重用。第十三，查抄奸党时登记的财物，本是国家的财产，不能看作意外之财而随意滥用。应该用来充实国库、供给每年的开支。第十四，大都不同于上都，只备皇帝巡幸之用，不应设立留守司，这都是阿合马用来安插自己私党的。现在应该改为总管府。第十五，中书省右丞有两个，左丞却空缺。应该把多出的一个右丞改到左丞位置上。第十六，在地方的行省，不必设置丞相、平章，只设左右丞以下官职，这样中央才能权重，不至于势均力敌。那些人说如果头衔不高不足以镇守地方的，都是奸臣欺君瞒下的言论。第十七，阿剌海牙掌有兵民大权，他的子侄姻亲分别占据权要位置，十之七八的官吏出自他的门下，威权不在阿合马之下。应该免去他的职务，清算他的问题，他的党羽即使没有污点的，也要调到别处，不能让他们长期占据湖广。第十八，选拔官吏时只是分类上奏，是贤是良不得而知。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必须引见之后才能授予官职。奏疏递上后，当天皇帝就命中书省施行其中的几项，其余的命令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商议后施行。
〔8〕又言：“江南盗贼，相挻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与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其所欲，伺民气稍苏，我力粗备，三二年后，东征未晚也。”世祖以为不切，曰：“尔之所言如射然，挽弓虽可观，发矢则非是矣。”彧又言：“昨中书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县地亩，本以革权势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于军民诸色人户，通行核实。又因取勘畜牧数目，初意本非扰民，而近者浮言胥动，恐失农时。乞降旨省谕诏中书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书宜集议，可行者行之，不可则明谕言者为便。”又言：“各路每岁选取室女，宜罢。”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粮，无所容隐，所宜颁行。”皆从之。
他又说：“江南的盗贼，接连不断地出现，总共二百多处，都是因为强行征集水手和建造海船，使得百姓无法生活下去，才激成变乱的。征讨日本的事，应该暂且停止。另外江西等省份的军需物资，应当估量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要强行征收当地不出产的东西。凡是付给百姓的物价，一定要实实在在；招募水手时，应当顺从他们的意愿。等到百姓的元气稍微恢复，我们的力量也大体准备充分，过个两三年再东征也不晚。”世祖认为这些话不切实际，说：“你所说的就像射箭一样，拉弓的姿势虽然好看，可射出去的箭就偏了。”彧又说：“先前中书省奉旨，派官员丈量大都各州县的土地，本来是要革除权势人家兼并土地的弊端，为了弄得清楚明白，不得不对军、民等各色人户普遍核实。接着又因此清点牲口的数量，起初的意思并不是要扰民，但近来谣言纷纷，恐怕会耽误农时。请求下达旨意通告中书省立即停止这些做法。”他又说：“提建议的人很多，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中书省应该集中商议，可行的就施行，不可行的就明确告知提建议的人，这样才妥当。”他又说：“各路每年挑选未婚女子，应当废止。”他又说：“宋代文思院的小口斛，用来收支官粮，没有隐瞒作弊的可能，应该颁行使用。”世祖都听从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