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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 · 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一

元史 · 目录

〔1〕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学强记,日数千言,虽从亲逃乱,未尝废业。年十七,西还,家贫,服劳为养。暇则就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父没,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居丧尽礼。宣抚司、行省以掌书记辟,不就。

杨恭懿,字元甫,是奉元人。他努力学习,记忆力很强,每天能读几千字,虽然跟着家人逃难,也从未荒废学业。十七岁时,回到西边,家里贫困,他就干活来供养家人。空闲时就去学习,什么书都读,尤其精通《周易》《礼记》《春秋》,后来得到朱熹集注的《四书》,感叹道:“人伦日用的常理,天道性命的奥妙,都集中在这本书里了。”父亲去世后,他五天没喝一口水,守丧完全按照礼节。宣抚司、行省用掌书记的官职征召他,他没有去赴任。

〔2〕至元七年1270,与许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书左丞,日于右相安童前称誉恭懿之贤,丞相以闻。十年1273,诏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1274,太子下教中书,俾如汉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张元智为书致命,乃至京师。既入见,世祖遣国王和童劳其远来,继又亲询其乡里、族氏、师承、子姓,无不周悉。十二年1275正月二日,帝御香殿,以大军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秘。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奏之,帝善之。会北征,恭懿遂归田里。

至元七年的时候,恭懿和许衡一起被朝廷征召,但恭懿没有应召前往。许衡担任了中书左丞,他每天都在右丞相安童面前称赞恭懿的贤能,安童就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皇帝。至元十年,皇帝下诏派使者去征召恭懿,恭懿因为生病没有应召。至元十一年,太子下令给中书省,让他们按照当年汉惠帝聘请商山四皓那样的礼仪去聘请恭懿,于是丞相派郎中张元智带上书信去传达诚意,恭懿这才来到京城。入宫拜见后,元世祖派国王和童慰劳他远道而来,接着又亲自询问他的家乡、家族姓氏、师承关系、子女情况,没有一样不详细问到的。至元十二年正月初二,皇帝驾临香殿,因为大军南征,派去的使者很久没有回来,就命令占卜,占卜的结果很隐秘。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求开设科举选拔人才,皇帝下诏让恭懿和他一同商议。恭懿说:“圣明的诏书中说过:读书人不研究经学与孔孟之道,天天只写些赋诗之类的空文。这句话确实道出了万世安定太平的根本。现在要选拔人才,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推举那些品行端正、通晓经史的人,不允许他们自己投递文书自荐,并且考试经义和论策。既然从事实际有用的学问,那么士人的风气就会回归淳朴,百姓的习俗就会趋向敦厚,国家就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了。”恭懿上奏这些话,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恰逢朝廷北征,恭懿就辞官回乡了。

〔3〕十六年1279,诏安西王相敦遣赴阙。入见,诏于太史院改历。十七年1280二月,进奏曰:“臣等遍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精思推算,旧仪难用,而新者未备,故日行盈缩,月行迟疾,五行周天,其详皆未精察。今权以新仪木表,与旧仪所测相较,得今岁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与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极之高下,昼夜刻长短,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虽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历者,附会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习,顾亦无愧。然必每岁测验修改,积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专其职,测验良久,无改岁之事矣。”又《合朔议》曰:

至元十六年,皇帝下诏让安西王的相臣敦派遣(他)到朝廷。入宫觐见后,皇帝下令在太史院修订历法。十七年二月,(他)上奏说:“我们全面考察了从汉朝以来四十多家历书,精心思考推算,发现旧仪器难以使用,而新仪器又未完备,所以太阳运行的盈缩变化、月亮运行的快慢、五大行星的周天运行,其详细情况都未能精确观测。现在暂且用新制作的圭表仪器,与旧仪器所测结果进行比较,得到了今年冬至的晷影长度和太阳所在的宿度位置,以及各星宿分度的差值,大都地区的北极高度,昼夜刻漏的长短,参照古代制度,创立了新方法,推算编制成《辛巳历》。虽然可能还不精确,但比起之前改历的人,他们附会历元,更改日法,完全沿袭旧的习惯,我则(有所创新)也无愧。但必须每年测验修改,积累三十年,差不多才能穷尽历法的精妙。可以像夏商周三代的日官那样,世代专门担任这个职务,长期进行测验,就不再有频繁改历的事情了。”另外在《合朔议》中说:

〔4〕日行历四时一周,谓之一岁;月逾一周,复与日合,谓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谓合朔。自秦废历纪,汉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间,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测验时刻亦鲜中。宋何承天测验四十余年,进《元嘉历》,始以月行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时以异旧法罢之。梁虞广刂造《大同历》,隋刘焯造《皇极历》,皆用定朔,为时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历》,定朔始得行。贞观十九年645,四月频大,人皆异之,竟改从平朔。李淳风造《麟德历》,虽不用平朔,遇四大则避人言,以平朔间之,又希合当世,为进朔法,使无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历》,谓“天事诚密,四大三小何伤。”诚为确论,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历,一依前贤定论,推算皆改从实。今十九年历,自八月后,四月并大,实日月合朔之数也。

太阳绕地球一周经历四季,称为一年;月亮绕地球一周,再次与太阳相合,称为一月;每月的开始,日月相合,所以叫合朔。从秦朝废除历法后,汉朝太初年间只采用平朔法,大月和小月交替出现,有时有两个大月连续,因此日食多发生在月末或初二,测定的时间也很少准确。南朝宋的何承天观测了四十多年,进献《元嘉历》,开始根据月亮运行的快慢来确定小余以调整朔望,使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这种方法叫定朔法,结果出现三个大月两个小月的情况,当时因为与旧法不同而被废除。梁朝的虞广刂编制《大同历》,隋朝的刘焯编制《皇极历》,都采用定朔法,但被当时的人阻止。唐朝傅仁均编制《戊寅历》,定朔法才开始推行。贞观十九年,四月连续出现大月,人们都感到奇怪,最终改回平朔法。李淳风编制《麟德历》,虽然不用平朔法,但遇到四个大月时就为了避免舆论,用平朔法来间隔,又迎合当时社会,创造了进朔法,使元旦不发生日食。到一行编制《大衍历》,说“天道确实精密,四个大月三个小月有什么妨碍。”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但仍然沿袭旧例不改变。我们重新编制新历法,完全依照前代贤人的定论,推算都按实际情况进行。现在的十九年历法,从八月以后,连续四个月都是大月,这实际上是日月合朔的真实数字。

〔5〕详见《郭守敬传》。是日,方列跪,未读奏,帝命许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劳也。”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

详细记载在《郭守敬传》里。那天,(大家)刚刚排好队列跪下来,还没有宣读奏章,皇帝就下令让许衡和杨恭懿起身,说:“你们两位年长者,不必过于劳累了。”随后授予他们集贤学士的官职,并让他们兼任太史院的职务。

〔6〕十八年,辞归。二十年,以太子宾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馆学士、领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议中书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十八年的时候,他辞官回了老家。到了二十年,朝廷征召他当太子宾客;二十二年,又征召他当昭文馆学士,还兼管太史院的事;二十九年,再次征召他去参与商议中书省的政务。但这些征召他都没有接受。三十一年,他去世了,享年七十岁。

〔7〕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父良,金末为中山府掾,时民遭乱后,多以诖误系狱,良前后所活数百人。已而弃去吏业,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帙,辄识风、丁二字。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岁己酉,太保刘秉忠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忠学于磁之紫金山。

王恂,字敬甫,是中山唐县那边的人。他爹王良,在金朝快完的时候当中山府的掾吏。那时候老百姓刚经历战乱,不少人因为被牵连关进了大牢,王良前前后后救活了几百号人。后来他就不当官了,一心钻研伊洛之学(就是宋代的理学),还有天文、历法这些,没有不研究透的,一直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王恂呢,打小就聪明,三岁的时候,家里人给他看书卷,他就认出了“风”和“丁”两个字。他妈妈刘氏教他《千字文》,他看两遍就能背出来。六岁开始上学,十三岁学算术,一下子就学到了顶级水平。己酉那年(公元1259年),太保刘秉忠往北去,路过中山,见到王恂觉得这孩子很特别,等刘秉忠回来的时候,王恂就跟着他到磁州的紫金山去学习了。

〔8〕癸丑,秉忠荐之世祖,召见于六盘山,命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1261,擢太子赞善,时年二十八。三年1262,裕宗封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敕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初,中书左丞许衡集唐、虞以来嘉言善政,为书以进。世祖尝令恂讲解,且命太子受业焉。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况兼领中书、枢密之政,诏条所当遍览,庶务亦当屡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进,军官害人,改用之际,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变乱之余,吾不之疑,则反覆化为忠厚。”帝深然之。

癸丑那年,刘秉忠把王恂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世祖在六盘山召见了他,让他辅导裕宗真金,做太子的伴读。中统二年,王恂被提拔为太子赞善,当时他二十八岁。中统三年,裕宗被封为燕王,兼着中书令和枢密院判官,世祖下令给中书和枢密两府的大臣,说凡是需要请示汇报的事情,一定要让王恂也知道。当初,中书左丞许衡收集了唐尧虞舜以来好的言论和政事,编成一本书进献给皇帝。世祖曾经让王恂讲解,还叫太子跟着他学习。又下诏让王恂照顾太子的起居饮食,小心调理护卫,不应当接近的人,不要让他们在太子身边伺候。王恂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托付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请有名望有德行的人跟他住在一起。更何况他还兼管中书和枢密的政务,各种诏令条文都应该全面阅读,各项事务也要经常检查,因为犯罪被免职的官吏不要再让他们升上来,军官害人的,在换人的时候尤其不能安排不合适的人。百姓虽然看起来愚钝但其实很神明,经过战乱之后,我们不怀疑他们,那么反复无常的人也会变成忠厚老实的人。”世祖认为他说得非常对。

〔9〕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又以辽、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区别其善恶,论著其得失,上之。裕宗问以心之所守,恂曰:“许衡尝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诏择勋戚子弟,使学于恂,师道卓然。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乃以诸生属之许衡,及衡告老而去,复命恂领国子祭酒。国学之制,实始于此。

王恂早年以算术闻名,裕宗曾经向他请教。王恂说:“算术是六艺之一,是用来安定国家、安抚百姓的大事。”每当在裕宗身边陪侍时,他必定阐发三纲五常的道理、做学问的方法,以及历代兴衰成败的原因。他还把近代辽、金两朝的历史事件,分别其善恶,论述其得失,呈给裕宗。裕宗问他如何守住内心,王恂说:“许衡曾经说过:人的心就像印版,只有底版不差,那么即使印千万张纸也不会出差错;底版要是错了,那么印到纸上也就没有不出错的了。”裕宗认为他说得很对。皇帝下诏挑选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子弟,让王恂教导他们,王恂的师道卓然独立。等到王恂随裕宗到称海安抚军队,就把学生们托付给许衡。等许衡告老还乡后,又命王恂兼任国子祭酒。国子监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