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1384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额。其后渐增。至正统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嘉靖间，增至四十，而贵州亦二十名。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交阯初开以十名为额，迨弃其地乃止。会试之额，国初无定，少至三十二人，其多者，若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其后或百名，或二百名，或二百五十名，或三百五十名，增损不一，皆临期奏请定夺。至成化乙未而后，率取三百名，有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恒制也。
乡试的录取名额，洪武十七年下诏说不要限制名额，按照实际人才来推荐。洪熙元年才开始有固定的名额。之后逐渐增加。到正统年间，南北直隶确定为100名，江西65名，其他省份从5名开始递减，到云南最少，只有20名。嘉靖年间，增加到40名，而贵州也是20名。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两直隶更加增加到130多名，其他省份也逐渐增加，但没有超过100名的。交阯刚开始科举时以10名为名额，等到放弃那个地方就停止了。会试的名额，建国初期没有固定，少的时候只有32人，多的时候，比如洪武乙丑科、永乐丙戌科，达到472人。之后有时100名，有时200名，有时250名，有时350名，增减不一，都是临时奏请决定。到成化乙未科之后，通常录取300名，有因为题请或恩诏而增加50名或100名的，但不是固定制度。
〔5〕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自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三月，廷试，擢陈安阝为第一。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覆阅，安阝亦与焉。帝犹怒不已，悉诛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洪熙元年，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统间，分为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景泰初，诏书遵永乐间例。二年辛未，礼部方奉行，而给事中李侃争之，言：“部臣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罗绮亦助侃言。事下礼部，覆奏：“臣等奉诏书，非私请也。”景帝命遵诏书，不从侃议。未几，给事中徐廷章复请依正统间例。五年甲戌，会试，礼部奏请裁定，于是复从廷章言，分南、北、中卷：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成化二十二年，万安当国，周洪谟为礼部尚书，皆四川人，乃因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益于中。弘治二年，复从旧制。嗣后相沿不改。惟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铎承刘瑾指，请广河南、陕西、山东、西乡试之额。乃增陕西为百，河南为九十五，山东、西俱九十。而以会试分南、北、中卷为不均，乃增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均取一百五十名。盖瑾陕西人，而阁臣焦芳河南人，票旨相附和，各徇其私。瑾、芳败，旋复其旧。
最初的制度，会试录取考生，不分南北地区。自从洪武丁丑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录取的宋琮等五十二人，都是南方人。三月廷试，提拔陈安阝为第一名。皇帝对录取的偏颇很生气，命令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陈安阝也在其中。皇帝仍然怒气不息，把白信蹈、张信、陈安阝等人都杀了，把刘三吾流放到边疆，亲自阅卷，录取了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重新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都是北方人。但直到永乐年间，并没有分地区录取。洪熙元年，仁宗命令杨士奇等人确定录取名额，南方人占十分之六，北方人占十分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分为南、北、中卷，以一百人为标准，则南方录取五十五名，北方录取三十五名，中部录取十名。景泰初年，诏书遵循永乐年间的旧例。景泰二年辛未科，礼部正准备执行，给事中李侃争论说：“部臣想专凭文词，多录取南方人。”刑部侍郎罗绮也帮助李侃说话。事情交给礼部讨论，礼部回复说：“我们奉行诏书，不是私下的请求。”景帝命令遵守诏书，不听从李侃的意见。不久，给事中徐廷章又请求依照正统年间的旧例。景泰五年甲戌科会试，礼部奏请裁定，于是又听从徐廷章的建议，分南、北、中卷：南卷包括应天、苏州、松江等府，以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州、徐州、和州三州。成化二十二年，万安当权，周洪谟为礼部尚书，两人都是四川人，于是趁着布政使潘稹的请求，南卷和北卷各减少二名，增加到中卷。弘治二年，又恢复旧制。之后相沿不改。只有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铎秉承刘瑾的意旨，请求增加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的乡试名额。于是增加陕西为100名，河南为95名，山东、山西各90名。并且认为会试分南、北、中卷不公平，于是增加四川名额10名，并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各取150名。这是因为刘瑾是陕西人，而阁臣焦芳是河南人，他们在票拟时相互附和，各自徇私。刘瑾、焦芳倒台后，很快又恢复了原状。
〔6〕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景泰三年1452，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考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监临官又往往侵夺其职掌。成化十五年1479，御史许进请各省俱视两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谕礼部严饬私弊，而不从其请。屡戒外帘官毋夺主考权，考官不当，则举主连坐。又令提学考定教官等第，以备聘取。然相沿既久，积习难移。弘治十四年1501，掌国子监谢铎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即卑，听其指使，以外帘官预定去取，名为防闲，实则关节，而科举之法坏矣。乞敕两京大臣，各举部属等官素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员主考，庶几前弊可革。”时未能从。嘉靖七年1528，用兵部侍郎张璁言，各省主试皆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驰往。初，两京房考亦皆取教职，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员，阅两科、两京房考，复罢科部勿遣，而各省主考亦不遣京官。至万历十一年1583，诏定科场事宜。部议复举张璁之说，言：“彼时因主考与监临官礼节小嫌，故行止二科而罢，今宜仍遣廷臣。”由是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皆用编修、检讨，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亦多用甲科，教职仅取一二而已。盖自嘉靖二十五年1546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精聘教官，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以益之。四十三年，又从南京御史奏，两京同考用京官进士，《易》《诗》《书》各二人，《春秋》《礼记》各一人，其余乃参用教官。万历四年1576，复议两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北京取足于观政进士、候补甲科，南京于附近知县、推官取用。至是教官益绌。
最初的制度，南京和北京（两京）的乡试，主考官都用翰林官。而各省的考官，事先在儒官、儒士中聘请明经公正的人担任，所以有不在朝廷任职而多次主持科考的人。景泰三年，命令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同巡按御史，推举现任教官中年龄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文学廉洁谨慎的人，聘为考官。于是教官主持考试就成了定例。后来有关部门徇私，聘请的人有时不称职，监临官又常常侵夺他们的职权。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求各省都按照两京的例子，特地任命翰林官主考。皇帝命令礼部严厉整顿私弊，但没有听从他的请求。多次告诫外帘官不要夺取主考官的权力，如果考官不称职，则推荐的人要连坐。又命令提学官考核评定教官的等级，以备聘请。但相沿已久，积习难改。弘治十四年，掌管国子监的谢铎说：“考官都是御史和方面大员所征召的，职位本来就低，听任他们指使，由外帘官预先决定录取与否，名义上是防止舞弊，实际上是通关节，科举之法被破坏了。请求敕令两京大臣，各自推荐部属等官中素有文望的人，每省派两人主考，或许可以革除以前的弊病。”当时未能采纳。嘉靖七年，采纳兵部侍郎张璁的建议，各省主考官都派遣京官或进士，每省两人前往。起初，两京的房考官也都用教职，到这时命令各加科部官一员，经过两科后，两京的房考官又罢免了科部官不派，而各省主考也不派京官。到万历十一年，下诏确定科场事宜。礼部讨论又举出张璁的说法，说：“当时因为主考与监临官礼节上的小矛盾，所以实行了两科就停止了，现在应该仍然派遣朝臣。”于是浙江、江西、福建、湖广都用编修、检讨，其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官也多用甲科进士，教职只取用一两个而已。大概从嘉靖二十五年听从给事中万虞恺的建议，各省乡试精心聘请教官，不够则聘请外省的推官、知县来补充。嘉靖四十三年，又听从南京御史的奏请，两京的同考官用京官进士，《易经》《诗经》《尚书》各两人，《春秋》《礼记》各一人，其余则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又讨论两京同考，教官中衰老的遣回，北京从观政进士、候补甲科中取足，南京从附近的知县、推官中取用。到这时教官更加受排斥了。
〔7〕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1454，从礼部尚书胡濙请，俱用翰林、部曹。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1511，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易经》《书经》各四，《春秋》《礼记》各二。嘉靖十一年1532，礼部尚书夏言论科场三事，其一言会试同考，例用讲读十一人，今讲读止十一人，当尽入场，方足供事。乞于部科再简三四人，以补翰林不足之数。世宗命如所请。然偶一行之，辄如其旧。万历十一年1583，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1586，《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书》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给事中余懋孳奏，《诗》《易》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
最初的制度，会试的同考官有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听从礼部尚书胡濙的请求，全部用翰林和部曹官员。之后房考人数逐渐增加。到正德六年，命令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个，《易经》《尚书》各四个，《春秋》《礼记》各两个。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论科场三件事，其中一件说会试的同考官，按例用讲读官十一人，现在讲读官只有十一人，应该全部入场，才够用。请求在部科再选三四人，以补充翰林人数的不足。世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只是偶尔实行一次，很快就恢复了旧例。万历十一年，因为《易经》的卷子多，减少《尚书》的一个房来增加给《易经》。万历十四年，《尚书》的卷子又多了，于是增加翰林一人，以补充《尚书》的缺额。到万历四十四年，采纳给事中余懋孳的奏请，《诗经》《易经》各增加一个房，共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直到明朝末年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