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嘏弱冠知名，司空陈群辟为掾。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晞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齐六职，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脩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傅嘏，字兰石，是北地泥阳人，西汉傅介子的后代。他伯父傅巽在黄初年间担任侍中尚书。傅嘏二十来岁就很有名，司空陈群征召他做了属官。当时散骑常侍刘劭制定了一套考核官吏的法规，事情下放到三公府讨论。傅嘏反驳刘劭的议论说：‘我听说帝王的制度非常宏大深远，圣人的道理高深玄妙，如果不是那样的人才，那些道理是不会凭空实行的，要能心领神会，全在本人身上。等到王道衰败缺失，长期无人补救，精微的理论已经失传，六经也出现了缺漏。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博大精深，而一般人才无法理解。查考刘劭的考课论，虽然想沿用前代升降官员的条文，但那些制度已经大致缺失了。礼制保存下来的只有周代的典章，外部设立诸侯，作为王朝的屏障，内部设立各部门，管理各种职务，土地有固定的贡赋，官员有确定的标准，百官职责均衡，士农工商各有专业，这样一来考核政绩就可以施行，升降官员也容易弄通。大魏继承百王之后，承接秦汉的功业，典章制度，没有什么可以沿用采纳的。从建安到青龙年间，皇帝神武，平定乱世，开创皇业，扫除凶逆，消灭残余贼寇，军旗舒展，忙得没空休息。到了治理国家、统率军队时，权力和法令并用，百官群臣，军政兼用，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以适应政治的需要。把古代的一套用在今天，事情混杂，道理不同，很难行得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制度要经得起长远考虑，可能不切合当前；法令适应时务，不能流传后世。设立官职、分配职责、治理百姓财物，这是根本；按照名称考察实际、纠举激励既成的规矩，这是末节。根本大纲还没有确立，末节还没呈现，国家大略不受到重视，却先考核官吏，恐怕无法区分贤愚，弄清幽明的道理。从前先王选拔人才，一定先在乡里考察品行，在学校研习道理，品行完备的叫做贤，道义修养好的叫做能。乡老把贤能之士推荐给君王，君王拜受，推举其中贤的，派出去做长官；区分其中能的，召进来让他治理，这就是先王收用人才的办法。现在全国的百姓，直至京城，都没有乡举里选，选拔人才的职责，完全交给吏部。根据品第和行状，未必能真正反映才能，凭门第资历，德行也得不到奖励，这样一来考核政绩，不能完全反映人才。要阐述弘扬君王的法度，发扬国家的体制，道理深广，难以详述。’
〔31〕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未能革易”。
正始初年，（傅嘏）被任命为尚书郎，又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掌权，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平叔（何晏）外表安静但内心狡猾，喜好利益，不思考致力于根本。我担心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有仁德的人将远离，而朝政就会荒废了。”何晏等人于是与傅嘏不和，借小事免去了傅嘏的官职。（傅嘏）从家中被征召任命为荥阳太守，他没有去上任。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请他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担任河南尹，升任尚书。傅嘏常认为：“秦朝开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与古代不同。汉、魏沿袭下来，直到现在。然而儒生学士，都想用三代（夏商周）的礼制来交错综合，礼制宏大影响深远，却不适应时务，事情与制度相违背，名与实不匹配，所以历代未能达到太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想大规模改革官制，依照古代来端正根本，但如今皇室多有灾难，未能改革。”
〔32〕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讬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汎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余烬，斯必然之数也。”后吴大将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后恪果图新城，不克而归。
当时朝廷里有人提议要主动讨伐吴国，三位征讨将军提出的策略各不相同。皇帝下诏询问傅嘏，傅嘏回答说：“从前夫差欺凌齐国、战胜晋国，威势横行中原，最后却在姑苏遭了祸；齐闵王兼并土地、开拓疆域，扩张了千里领土，自己却落得身败名裂。有好的开端不一定有好的结局，这是古代明显的例证。孙权自从打败关羽、吞并荆州以后，志得意满，作恶到了极点，所以宣文侯（司马懿）才深谋远虑地提出了大举进攻的宏大计划。现在孙权已经死了，把孤儿托付给诸葛恪。如果诸葛恪能纠正孙权的苛刻暴政，废除他的虐政，让百姓免受酷烈之苦，在新恩惠下暂时安定，朝廷内外同心同德，有同舟共济的危机感，那么虽然不能最终保住完全，也足以在长江之外延续性命。而那些议论的人，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在江南横行；有的想四路同时进军，攻打他们的城池；有的想在边境大规模屯田，观察机会再行动——这些确实都是对付敌人的常用计策。但我们自从整军以来，已经快三年了，这不是一支适合偷袭的部队。敌人作乱将近六十年了，他们君臣伪立，同甘共苦，现在又死了主帅，上下忧惧，假如他们在渡口要道布列战船，坚守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横行的计策恐怕难以成功。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可靠。军队开拔在百姓之外，敌人抢掠不到；坐等粮食积蓄，不用烦劳运输的士兵；乘着机会讨伐袭击，没有远道劳师的费用：这是当前军事上的紧要任务。从前樊哙愿意率领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季布当面驳斥他的短处。现在想渡长江、进敌境，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如明定法令、训练士兵，把计划放在万全必胜的基础上，施展长远策略来对付敌人的残余势力，这才是必然的道理。”后来吴国大将诸葛恪刚在东关打了胜仗，乘胜扬言要攻打青州、徐州，朝廷准备防备他。傅嘏议论说：“淮海不是敌人轻易能走的路，况且从前孙权派兵入海，漂流沉没，几乎没剩下一个，诸葛恪怎么敢倾尽根本，把命运寄托在洪流上，去求侥幸呢？诸葛恪不过会派些熟悉水军的偏将小校，从海路逆淮而上，做出进攻青、徐的样子，他自己则集中兵力来攻打淮南罢了。”后来诸葛恪果然图谋新城，没攻下就回去了。
〔33〕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255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语在钟会传。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进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岁薨，时年四十七，追赠太常，谥曰元侯。子祗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嘏著勋前朝，改封祗泾原子。
傅嘏经常谈论才能和性格的异同问题，钟会把这些见解收集起来加以论述。嘉平末年，他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晋升为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天，毌丘俭和文钦发动叛乱。有人认为司马师不应该亲自率兵出征，可以派太尉司马孚去，只有傅嘏和王肃劝他亲征。司马师于是出发，任命傅嘏代理尚书仆射，一同东行。毌丘俭、文钦被击败，傅嘏在其中出了计谋。等到司马师去世，傅嘏和司马昭直接返回洛阳，司马昭于是辅佐朝政。这些事记载在钟会的传记里。钟会因此露出骄傲的神色，傅嘏告诫他说：“你的志向超过了你的器量，而功业难以成就，怎能不谨慎呢！”傅嘏因功进封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加上之前共一千二百户。这一年他去世，当时四十七岁，被追赠为太常，谥号为元侯。他的儿子傅祗继承爵位。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位制度，因为傅嘏在前朝的显著功勋，改封傅祗为泾原子。
〔34〕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卫觊亦以多识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廙以清鉴著，傅嘏用才达显云。
史官评论说：当年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仗着自己是公子的尊贵身份，特别喜欢文学，彼此志趣相投，互相呼应，一时间有才华的人纷纷涌现。其中只有王粲等六个人最为出名。王粲还特别担任了侍中这样的高官，参与制定了一代的典章制度。不过要说他那种淡泊虚静的胸怀修养，却不如徐幹那么纯粹。卫觊呢，因为熟悉各种典章制度，辅佐了当时的君王，做出了榜样。刘劭精通各种典籍，文章和内容都处理得很周全。刘廙以高明的鉴别力著称，傅嘏则靠着才能出众而声名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