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功德固在首列。厥后子孙迭兴，虽中更丧乱，犹不失为盛朝。而玄、宪二宗至配贞观，与汉七庙同称，何也？其典章法度贻谋之善，不可及已。盖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吴兢、韦述、令狐峘，此皆金闺上彦，操笔石渠，而未竟一代。至石晋朝，始敕中书刘<耳句>等因峘旧文，增为百九十卷，然后有唐事迹悉载无遗，而撰述详赡，妙极模写，足以上追史汉，下包魏陈，信乎史之良者，无以加于是矣。奈何宋之庆历，又出新编，大有增损，至使读者不复得睹唐朝一诏令。历年五百，旧书湮灭，君子不能无病诸。皇上右文弘道，化被四远，由是缙绅士夫，咸以修缉典坟为己任。此书故有刻本在吴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学侍御北江闻人公闻之，慨然欲寿诸梓，与菁莪共择可托者，得苏学司训沈君，有问学干局，良儒师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广搜残逸，足其卷数。及募士出赀，佐经费，君鸠工堂西大舍中，无啻三十手，朱墨雠校，不舍昼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忧去，以赀不绍，白之巡抚大中丞右江欧阳公，公命掌郡事别驾钟侯助其役。未几，府主王侯至任许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陈公尤加赞相，乐书之成，而其事则总于今任提学侍御午山冯公焉。盖学政之台，书之所由起也。工将毕，士子袁贞辈相率扣子，请先序诸后。子惟三古圣人作为经书，人极立矣，十九朝史官述为史书，往事鉴矣，去圣既远，后儒蠹经，经不可蠹，犹云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吏又可以新掩旧哉！且文章之作，率视共区宇之全缺。巨唐疆域幅员万里，其广大与轩后等，是以词华蔚茂有至光焰万丈者，郎舍相踵，既出螭坳亲见，又遇刘司徒之博洽，乃克成书，其难如此，忽有改图，殆不其然。今日群公云萃，留神盛举，盖匪创则无以始，弗继将莫能终，至于中间经画，尤艰其任此。殆至宝将出之，幸会其数天也，伟矣哉！惜子耄矣，而不能卒业，抑不知青云士能观以否。所谓前朝国势，先贤行事，故黎命脉，班班具存，推之于政，古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旧是图，将来挟以为国家用，吾知事业发挥，必当炜烨峥嵘，胜常而不凡也，讵止以资见闻谈说而已哉！沈君名桐，字大材，号春波，嘉禾望族，学通壁经，累试场屋，知名，以超贡入胄监，屈就今官，其于斯绩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坠，系其承理，之功多也。因并及之。时在嘉靖十七年1538秋仲，东吴耄生杨循吉谨序。
李唐王朝统治天下三百年，三代以后，英明的君主像唐太宗，功业和德行本来就排在首位。后来子孙相继兴起，虽然中间经历了丧乱，但仍然不失为一个盛大的朝代。而唐玄宗、唐宪宗两位皇帝甚至能与贞观之治相配，与汉朝的七庙同受尊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典章制度、治国谋略的完善，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撰写唐史的有三个人：吴兢、韦述、令狐峘，他们都是朝廷中的杰出人才，在石渠阁执笔修史，但没有完成一代史书。到了后晋石敬瑭时期，才下令中书省刘昫等人根据令狐峘的旧文，增补为一百九十卷，此后唐朝的事迹全部记载无遗，而且撰述详细完备，描摹极其精妙，足以向上追比《史记》《汉书》，向下包容魏、陈两朝的史书，确实是优秀的史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无奈到了宋朝庆历年间，又出了新编的《唐书》，大幅增删修改，以至于读者再也看不到唐朝的一道诏令。过了五百年，旧书湮没失传，有识之士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当今皇上崇尚文教、弘扬大道，教化覆盖四方，因此士大夫们都把修订编纂典籍当作自己的责任。这部书原来在吴中地区有刻本，可惜也不完整。前任提学侍御北江闻人公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想要把它刻版印刷，与《菁莪》诗中所说的培养人才一样，共同选择可以托付的人，找到了苏州府学司训沈君，他学问广博、办事有才干，是个优秀的儒师。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让他负责此事，并且命他广泛搜求残存散佚的篇章，补足卷数。又招募士人出资，辅助经费，沈君在学堂西边的大屋子里聚集工匠，不下三十人，用红笔和墨笔校勘，昼夜不停。工作还没完成一半，北江公因丧事离职，因为经费接续不上，就向巡抚大中丞右江欧阳公报告，欧阳公命令掌管郡事的别驾钟侯帮助这项工程。不久，府主王侯到任，答应协助完成，大巡侍御西郭陈公尤其加以赞扬辅助，乐于看到书稿完成，而这件事总由现任提学侍御午山冯公负责。大概学政衙门就是这部书发起的地方。工程即将结束时，士子袁贞等人一起来找我，请我先写个序放在书后。我想，三古圣人创作经书，人伦准则就确立了；十九朝史官著述史书，往事就有了借鉴。离圣人已经很久远了，后儒生蛀蚀经书，但经书不会被蛀蚀，就像浮云遮蔽太阳，太阳在空中运行自如一样，史书又怎么能用新书来掩盖旧书呢！而且文章的写作，一般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疆域完整与否。大唐疆域幅员万里，它的广大与黄帝相等，所以词藻华美茂盛，有的达到光芒万丈的地步。郎官、舍人相继出现，他们出自螭坳亲见历史，又遇到刘司徒的博学多识，才能写成这部书，如此艰难，忽然有人要改变它，恐怕不是这样。今天各位贤人云集，关注这件盛事，大概不开创就无法开始，不继续就不能完成，至于中间的经营谋划，尤其艰难，责任重大。这大概是至宝将要出现，有幸遇到天时，真是伟大啊！可惜我年老了，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也不知道那些青云直上的士人能不能阅读它。所谓前朝的国势，先贤的事迹，故老黎民的命脉，都清清楚楚地存在着，将它们运用到政治上，古今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能舍弃新书而看重旧书，将来带着它为国家所用，我知道他事业上的发挥，一定会光辉灿烂、卓越不凡，超过常人，岂止是增长见闻、供人谈论而已呢！沈君名桐，字大材，号春波，是嘉禾的望族，学问贯通《壁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很有名气，以超贡的身份进入国子监，委屈地担任现在的官职，他在这件事上非常勤勉，而且拿出自己的钱财也不计较，斯文不坠，都是他承当料理的功劳。因此一并提到这些。时在嘉靖十七年秋仲，东吴老书生杨循吉谨序。
〔2〕嘉靖己亥，吴郡重刊唐书，成书凡二百卷，本纪卷二十，志三十，列传百有五十。石晋宰相涿人刘雰撰。初，御史绍兴闻人公诠视学南畿，以是书世无梓本，他日按吴，遂命郡学训导沈桐刊置学宫。工未竟而公以忧去。及是书成，以书来属徵明为叙。按唐兴，令狐德棻等始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至吴兢，合前后为书百卷，而柳芳、韦述嗣缉之，起义宁，讫开元，仅仅百余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缉，讫于建中而止，而大历、元和以后则成于崔龟。从厥后韦澳诸人又增缉之，凡为书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历四十卷，续历二十二篇，皆当时纪载之言，非成书也。晋革唐命，昫等始因旧史，绪成此书。然《五代史》昫传不载此事，岂其书出一时史馆，而昫特以宰相领其事邪？然不可考已。或谓五代抢攘，文气卑弱，而是书纪次抚法，详略失中，不足传远。宋庆历中，诏翰林儒臣刊修之。自庆历甲申至嘉祐庚子，历十有七年，成新书二百二十五卷，视旧史削六十一传，增传三百三十有一，续撰仪卫、选举及兵及艺文四志，别撰宰相、方镇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实当时表奏之语，而第赏制词，亦谓闳博精覈，度越诸子，良以宋景文、欧阳文忠皆当时大手笔，而是书实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旧书遂废不行。然议者则以用字奇涩为失体，刊削诏令为太略，固不若旧书之为愈也。司马氏修《通鉴》，悉据旧史，而于新书无取焉。惟周益公称其删繁为简，变今以古，有合于所谓文省于旧之论。而刘元城顾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极言旧书之佳，其所引决海救焚、引鸩止渴之语，岂直工俪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则是书也其可以无传乎！虽然，不能无可议者。段秀实请辞郭晞，有吾戴吾头之语，新书省一吾字，议者以为失实，是矣。而旧史秀实传乃都不书。夫秀实大节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诡可喜。柳宗元叙事尤号奇警，且郑重致词，上于史馆，若是而不得登载，则其所遗亦多矣。甚者诋韩愈文章为纰谬，谓顺宗实录繁简不当，拙于取舍，异哉，岂晁氏所谓多所阙漏，是非失实者邪！甚矣作史之难也！心术有邪正，词理有工拙，识见有浅深，而史随以异，要在传信，传著不失其实而已。今二书具在，其工拙繁简，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书为乱道，诚为过论，而或缘此遂废旧史，又岂可哉？此闻人公所为梓行之意也。是书尝刻于越州，卷后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桧，出为越州教授，当是绍兴初年，今四百年矣。其书复行，而公又出于越，其事岂偶然哉？先是书久不行，世无善本，沈君仅得旧刻数册，较全书才十之六七，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残章断简，悉取以从事校阅，惟审一字或数易，历三暑寒乃克就绪，其勤诚有足嘉者。因附著之。是岁三月望，前翰林待诏长洲文徵明序。
嘉靖己亥年，吴郡重新刊刻《唐书》，全书共二百卷，其中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这是后晋宰相、涿州人刘昫撰写的。当初，御史、绍兴人闻人诠在南畿视察学政，认为这部书世上没有刻本，后来他巡视吴地，就命令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刻印，放在学宫里。工程还没完成，闻人公因丧事离职。等到这部书刻成，他写信来嘱咐我文徵明写序。按：唐朝建立后，令狐德棻等人开始撰写《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共八十卷，到吴兢时，合并前后写成一百卷，然后柳芳、韦述继续增补，从义宁年间开始，到开元年间为止，仅仅一百多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依次增补，到建中年间为止，而大历、元和以后的部分则完成于崔龟。此后韦澳等人又增补，共写成一百四十六卷，而柳芳等人还有《唐历》四十卷、《续历》二十二篇，都是当时的记载，并不是成书。后晋取代唐朝后，刘昫等人开始根据旧史，编纂成这部书。但《五代史》中刘昫的传记没有记载这件事，难道是这部书出于当时的史馆，而刘昫只是以宰相的身份领衔其事吗？已经无法考证了。有人说五代时期局势混乱，文风卑弱，而这部书在纪事顺序、叙事方法上详略不当，不足以流传久远。宋朝庆历年间，皇帝下诏让翰林儒臣刊修这部书。从庆历甲申年到嘉祐庚子年，历经十七年，写成新书二百二十五卷，比旧史删去了六十一篇列传，增加了三百三十一篇列传，续写了《仪卫》《选举》《兵》《艺文》四篇志，另外撰写了《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篇表，所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这其实是当时表奏中的话，而赏赐的制词也说它“闳博精覈，度越诸子”，确实因为宋景文（宋祁）、欧阳文忠（欧阳修）都是当时的大手笔，而这部书实际上经过两位先生之手，所以朝野都尊崇信任它，而旧书就被废弃不再通行了。但议论的人认为它用字奇涩，失于体例，删削诏令过于简略，本来就不如旧书好。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完全依据旧史，而不采用新书。只有周益公（周必大）称赞它删繁为简，变今为古，符合所谓“文省于旧”的论点。而刘元城（刘安世）反而说“事增文省”正是新书的缺点。唐庚更是极力斥责它，极力称赞旧书的好，他所引用的“决海救焚”“引鸩止渴”等话，岂止是工整对仗而已，自然是一代名言。那么这部书难道可以不流传吗？虽然如此，也不是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段秀实请求辞去郭晞的职务，有“吾戴吾头”的话，新书省去一个“吾”字，议论者认为失实，这是对的。但旧史中段秀实传却完全不记载这件事。段秀实的大节本来不在此，但这件事也卓异奇特，值得称道。柳宗元叙事尤其号称奇警，而且郑重地致词，上交给史馆，像这样的事都不能登载，那么遗漏的也就多了。更有甚者，诋毁韩愈的文章为纰缪，说《顺宗实录》繁简不当，拙于取舍，真是奇怪啊，难道这就是晁氏所说的“多所阙漏，是非失实”吗？作史太难了！心术有邪正，词理有工拙，识见有浅深，史书也就随之不同，关键在于传信，记载不失实罢了。现在两书都在，它们的工拙繁简、是非得失，没有能掩盖的。那些斥责新书为乱道的人，确实是过激之论，而有人因此就废弃旧史，又怎么可以呢？这就是闻人公刻印此书的本意。这部书曾经在越州刻印过，卷后有教授朱倬的名字。朱倬因忤逆秦桧，被贬为越州教授，应当是绍兴初年，到现在四百年了。这部书又重新刊行，而闻人公又出自越州，这件事难道是偶然的吗？在此之前，这部书久不流行，世上没有善本，沈君只得到旧刻数册，比较全书才十分之六七，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残章断简，都拿来从事校阅，一个字有时要改好几遍，历经三个寒暑才完成，他的勤勉确实值得嘉许。因此附带记下这些。这一年三月十五日，前翰林待诏、长洲人文徵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