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一不可也。谁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备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轻违动息，重门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跃马奔车，流言骇叫，一尘听览，有累宸衷。臣以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虑。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暂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而况于远乎！圣情攸闻，岂不懔然只畏。臣以为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礼频光，百姓颙颙，咸谓业盛配天，功垂旷代。今陛下恩似薄于众望，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复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为四不可也。
所谓大酺，是顺应百姓之利，大家凑钱欢乐，不互相侵夺秩序，不至于靡费。而且臣下只在白天占卜，史册有记载，君王一举一动必被记录，帝王应慎重。如今却让衣冠之士暴露在大路上，陈列歌舞女乐于深夜。混杂郑、卫之音，放纵倡优之乐。陛下要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注重小节，恐怕不是圣德所宜。臣认为这是第一不可。夜间警戒巡查，击鼓报晓，以防备非常情况，这是好的制度。如今陛下不深思警戒，轻易违反作息，宫门松弛戒备，大奸大恶之徒众多。倘若有奔马冲车、流言惊叫，一丝干扰圣听，有损圣心。臣认为这是第二不可。而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如落沟壑增加忧虑。陛下北宫多闲暇，西城临时驾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宫漏刻漫长，又穷尽歌舞之乐。倘若让有司歪斜倚靠，下人饥饿疲倦，陛下连近处都不怜恤，何况远方呢！圣情听闻，岂不警惕敬畏。臣认为这是第三不可。而且元旦是一年之首，大礼频繁光临，百姓仰望，都认为功业盛极配天，功绩垂于旷代。如今陛下恩泽似乎薄于众望，大酺却超过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相课税。道路嗟叹，变卖家产，损耗万人之力，营办百戏之资。正想同享欢乐，却留下祸患，又令夜以继日，百姓怎能忍受？臣认为这是第四不可。
〔46〕《书》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损其实，崇其虚，驰不急之务，扰方春之业。前代圣主明王，忽于细微而成过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昼则欢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无益于圣朝。
《尚书》说：“不要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何况自从去年夏天连雨，到现在又大旱，农业没有收成，市场物价飞涨。损害实际，崇尚虚华，放松不急之务，扰乱正当春季的农事。前代圣明君主，忽视细微之处而酿成大祸患的很多，陛下可以效法吗？希望白天欢娱，晚上就休息，若一定要夜以继日，恐怕对圣朝没有益处。
〔48〕时侍御史任知古恃宪威，于朝行诟詈衣冠，挺之深让之，以为不敬，乃为台司所劾，左迁万州员外参军。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大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迁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贡举事，稍迁给事中。时黄门侍郎杜暹、中书侍郎李元纮同列为相，不叶。暹与挺之善，元纮素重宋遥，引为中书舍人。及与起居舍人张咺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复与挺之好尚不同，遥言于元纮。元纮诘谯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国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恶，甚为不取也。”词色俱厉。元纮曰：“小人为谁？”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之。寻迁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历皆严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侧息。
当时，侍御史任知古仗着御史台的威严，在朝廷上辱骂官员，李挺之狠狠地责备他，认为这是不敬之举，结果李挺之被御史台弹劾，贬为万州员外参军。开元年间，李挺之担任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两年，被认为非常公平，考中进士的人数一下子减少了二分之一。后升任考功郎中，皇帝又特别下令让他主持考功司的贡举事务，逐渐升迁为给事中。当时黄门侍郎杜暹和中书侍郎李元纮一起担任宰相，但两人不和。杜暹与李挺之交好，李元纮一向看重宋遥，提拔他为中书舍人。等到与起居舍人张咺等人一起考核吏部的等第判文时，宋遥又和李挺之的好恶不同，宋遥向李元纮告状。李元纮质问并责备李挺之，李挺之说：“您身居宰相高位，却感情用事，亲近小人，竟然有憎恶之心，我很不赞成。”言辞和脸色都很严厉。李元纮说：“小人是谁？”李挺之说：“就是宋遥。”于是李挺之被外放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出使太原、朔方、幽州，核算兵马，事情隔了几年，就发公文到太原索取兵器。李挺之认为他没有携带皇帝的命令，而且王毛仲受宠已久，担心有变故，就秘密上奏朝廷。不久李挺之升任濮州、汴州刺史。李挺之任职的地方都治理得很严整，官吏不敢冒犯，等到他治理大郡时，百姓都小心翼翼，不敢大声呼吸。
〔49〕二十年，毛仲得罪赐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为刑部侍郎，深见恩遇，改太府卿。与张九龄相善，九龄入相，用挺之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耀卿与九龄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龄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与。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炅读之曰：“蒸尝伏猎。”炅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炅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龄尝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谓之曰：“李尚书深承圣恩，足下宜一造门款狎。”挺之素负气，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及挺之嘱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诘于禁中，以此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绛郡太守。
开元二十年，王毛仲得罪被赐死，玄宗想起严挺之先前的奏议，提拔他为刑部侍郎，深受恩遇，改任太府卿。与张九龄友好，张九龄入相后，任用严挺之为尚书左丞，掌管吏部铨选，陆景融掌管兵部铨选，都是当时精选的人才。当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张九龄同在相位，张九龄以词学进身，在翰林院视草，又任中书令，很受恩宠。裴耀卿与张九龄一向友好，李林甫机巧缜密，知道张九龄正受恩遇，善于侍奉他，但心思并不相合。李林甫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曾与严挺之一起参加庆吊活动，客座有《礼记》，萧炅读道：“蒸尝伏猎。”萧炅早年做官，没有学问，不知道“伏腊”的意思，读错了。严挺之开玩笑问他，萧炅回答仍如此。严挺之告诉张九龄说：“省中难道有‘伏猎侍郎’吗？”因此萧炅被外放为岐州刺史，李林甫深深恨他。张九龄曾想引荐严挺之同任宰相，对他说：“李尚书深受圣恩，足下应该去他府上亲近一下。”严挺之一向自负气节，鄙视李林甫的为人，三年间，非公事竟然不私下登门，因此更被李林甫嫉恨。等到严挺之嘱托蔚州刺史王元琰办事，李林甫派人到宫中告发，因此张九龄被罢相，严挺之被外放为洺州刺史，开元二十九年，转任绛郡太守。
〔50〕天宝元年742，玄宗尝谓林甫曰：“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林甫乃召其弟损之至门叙故，云“当授子员外郎”，因谓之曰：“圣人视贤兄极深，要须作一计，入城对见，当有大用。”令损之取绛郡一状，云：“有少风气，请入京就医。”林甫将状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风，且须授闲官就医。”玄宗叹叱久之。林甫奏授员外詹事，便令东京养疾。
天宝元年，玄宗曾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在哪里？此人也可进用。”李林甫于是召见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到府中叙旧，说“应当授予你员外郎”，接着对他说：“圣上对令兄印象很深，需要想个办法，让他入城面见，当有大用。”让严损之取来一份绛郡的公文，说：“有点风疾，请求入京就医。”李林甫将公文上奏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来患风疾，应授予闲官以便就医。”玄宗感叹了很久。李林甫奏请授予严挺之员外詹事，让他在洛阳养病。
〔51〕挺之素归心释典，事僧惠义。及至东都，郁郁不得志，成疾。自为墓志曰：“天宝元年742，严挺之自绛郡太守抗疏陈乞，天恩允请，许养疾归闲，兼授太子詹事。前后历任二十五官，每承圣恩，尝忝奖擢，不尽驱策，驽蹇何阶，仰答鸿造？春秋七十，无所展用，为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寝疾，终于洛阳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于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礼也。尽忠事君，叨载国史，勉拙从仕，或布人谣。陵谷可以自纪，文章焉用为饰。遗文薄葬，敛以时服。”挺之与裴宽皆奉佛。开元末，惠义卒，挺之服缞麻送于龛所。宽为河南尹，僧普寂卒，宽与妻子皆服缞绖，设次哭临，妻子送丧至嵩山。故挺之志文云“葬于大照塔侧”，祈其灵祐也。挺之素重交结，有许与，凡旧交先殁者，厚抚其妻子，凡嫁孤女数十人，时人重之。
严挺之一向诚心信奉佛教，侍奉僧人惠义。等他到了东都洛阳，心情郁闷不得志，生了病。他自己写了一篇墓志铭说：“天宝元年，严挺之从绛郡太守任上递上奏章乞求退休，承蒙皇恩批准，允许我养病闲居，同时授予太子詹事一职。前后历任二十五个官职，每次承蒙圣恩，总是受到夸奖提拔，但没能尽心效力，我这劣马般的才能哪有机会报答皇上的大恩？我活了七十岁，没什么施展作为的地方，被众人感到悲哀。那年九月，卧病在床，在洛阳某里的私宅去世。十一月，安葬在大照和尚的塔旁边西边的原野上，这是合乎礼制的。我尽忠侍奉君主，有幸载入国史，尽力拙劣地做官，或许在民间流传着歌谣。山川变迁可以自己记载，文章何须用来粉饰。留下遗嘱从简安葬，用平时的衣服入殓。”严挺之和裴宽都信奉佛教。开元末年，惠义去世，严挺之穿着丧服送到灵龛处。裴宽做河南尹时，僧人普寂去世，裴宽和妻子都穿着丧服，设立祭奠处哭吊，妻子送葬到嵩山。所以严挺之的墓志说“葬在大照塔侧”，是祈求他的神灵保佑。严挺之一向重视结交朋友，有承诺，所有旧交先去世的，他优厚地抚恤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共嫁出几十个孤女，当时的人很敬重他。
〔53〕史臣曰：崔日用附会三思，以取高位，预讨韦氏，遂握重权。自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信矣。与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语也。张嘉贞虽不立田园，奈急于势利，朋比近习，杖姜皎、伷先，非中立之士也。萧嵩位极中令，异政无闻，树破虏之勋，真致远之器。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适之临下虽简，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识，不下诸公，耻近权门，为人所恶，不登台辅，养疾宫僚。虽富贵在天，穷达有命，彼林甫者，诚可投畀豺虎也。
史臣说：崔日用攀附武三思，以此获取高位，参与讨伐韦氏，于是掌握重权。自称“我一生行事，都临时应变，不必拘泥于最初的谋划”，确实如此。与那些坚守正道至死不变的人，不可同年而语。张嘉贞虽然不置田园，但急于追求势利，亲近勾结近臣，杖打姜皎、裴伷先，不是中立之士。萧嵩官至中书令，没有突出的政绩，但建立破敌之功，真是能成就远大事业的人才。张九龄文学政事都有可称道之处，是一时之选。李适之对待下属虽然简略，但为公事勤勉，可惜不得善终！严挺之的才略器识，不比诸公差，耻于亲近权门，被人厌恶，不能登上台辅之位，在东宫官署养病。虽然富贵在天，穷达有命，但那个李林甫，真该扔给豺虎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