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欲无限极，祸乱生焉。圣人惧其邪放，于是作乐以和其性，制礼以检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搜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是知礼者，品汇之璿衡，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造物已还，不可须臾离也。五帝之时，斯为治本。类帝禋宗，吉礼也；遏音陶瓦，凶礼也；班瑞肆觐，宾礼也；诛苗殛鲧，军礼也；厘降嫔虞，嘉礼也。故曰：修五礼五玉，尧、舜之事也。时代犹淳，节文尚简。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礼六乐，各有典司，其仪大备。暨幽、厉失道，平王东迁，周室浸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麕》之刺兴焉；君臣废朝会之期，践土之讥著矣。葬则奢俭无算，军则狙诈不仁。数百年间，礼仪大坏。虽仲尼自卫返鲁，而有定礼之言，盖举周公之旧章，无救鲁邦之乱政。仲尼之世，体教已亡。遭秦燔炀，遗文殆尽。
《礼记》上说：“人刚出生时是宁静的，这是人的天性。受到外界事物触动而有所行动，这是天性的欲望。”欲望如果没有限度，祸乱就会产生。圣人担心人们放纵邪念，于是创作音乐来调和人的天性，制定礼仪来约束人的情感，使人们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进退周旋都符合法度。所以，朝觐的礼仪确立了，朝廷就尊贵威严；祭祀天地的礼仪确立了，人们的情感就庄重肃穆；成年礼和婚礼的礼仪确立了，长幼的次序就分明；丧礼和祭礼的礼仪确立了，孝道和慈爱就彰显；田猎的礼仪确立了，军队就振奋；宴会的礼仪确立了，君臣关系就深厚。由此可知，礼仪是万物的标杆，人伦的准则，失去了它就会蒙羞，得到了它就会光荣，从天地生成以来，一刻也不能离开。五帝时代，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祭祀天帝和祖先，是吉礼；丧葬时停止音乐、使用陶瓦器具，是凶礼；颁发瑞玉、举行朝觐，是宾礼；征伐有苗、诛杀鲧，是军礼；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是嘉礼。所以说，修习五礼五玉，是尧、舜做的事情。那时社会风气还很淳朴，礼仪的条文还比较简单。到了周公辅佐成王，制定了五礼六乐，各有专门的官员掌管，礼仪的仪式就大大完备了。等到周幽王、周厉王丧失道义，周平王东迁洛阳，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们就藐视法度。男女在成年礼和婚礼上失去规矩，《野有死麕》这样的讽刺诗就出现了；君臣废弃了朝会的日期，践土之盟受到的讥讽就显明了。丧葬上奢侈或节俭没有标准，军事上则诡诈不仁。几百年间，礼乐制度严重败坏。虽然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说过要制定礼乐的话，但只是举出周公的旧典，也挽救不了鲁国的混乱政治。孔子在世时，礼乐教化已经消亡。遭逢秦朝焚烧典籍，遗留的文献几乎全部丧失。
〔2〕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然数百载不见旧仪，诸子所书，止论其意。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故西汉一朝，曲台无制。郊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阴。宗庙无定主，乐悬缺金石。巡狩非勋、华之典，封禅异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汉末丧乱，又沦没焉。而卫宏、应仲远、王仲宣等掇拾遗散，裁志条目而已。东京旧典，世莫得闻。自晋至梁，继令条缵。鸿生钜儒，锐思绵蕝，江左学者，仿佛可观。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
汉朝建立后，叔孙通草拟制定了礼仪，但只限于朝会仪式。至于郊祀天地、配享祖先、祭祀宗庙的礼制，以及敲击玉磬、鸣响玉球等礼器，还有封禅泰山、辟雍讲学等盛大的礼仪，虽然有人谈论，却没有时间深入思考。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重视儒家学术，多次访求贤良之士。河间王刘德学识渊博，广泛搜集古代典籍，得到了周代旧典，这才获得了《周官》五篇和《士礼》十七篇。河间王又汇集诸子百家的学说，编成礼书一百四十篇。后来，后仓和戴德、戴圣在此基础上删减选择，得到四十九篇，这就是《曲台集礼》，也就是现在的《礼记》。然而，几百年来看不到古代的礼仪，诸子所写的只谈论其意义。百家放纵自己的主观臆说，五礼没有明确的条文。所以整个西汉时期，曲台没有固定的礼制。在甘泉宫祭祀上帝，在汾阴祭祀后土。宗庙没有固定的主祭，乐悬缺少金石乐器。巡狩不是尧舜的典制，封禅与陶匏之音不同。光武帝受命称帝，才开始诏令儒官草拟制定礼仪注疏，治理国家的大典，至此才粗略完备。汉末丧乱，这些礼仪又沦没了。卫宏、应劭（仲远）、王粲（仲宣）等人拾取散失的文献，只是编纂一些条目而已。东汉的旧典，世人无法得知。从晋到梁，继续下令编纂。鸿儒巨子，精心思考，模拟制定，江东的学者，依稀可观。隋朝平定陈国，天下统一，文帝命令太常卿牛弘汇集南北礼仪注疏，制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也聚集学者，修撰《江都集礼》。从此，周汉的礼制，仅存一些遗风。
〔3〕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玄龄等始与礼官述议，以为《月令》礻昔祭，唯祭天宗，谓日月而下。近代礻昔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时故事，封泰山于圆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检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如碑之状，去坛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案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贵质，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
唐高祖李渊受禅称帝后，没来得及制礼作乐，郊庙宴享等礼仪全都沿用隋朝旧制。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全面振兴文教，于是诏令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编定《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共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房玄龄等人一开始就与礼官讨论，认为《月令》中的礻昔祭，只祭天宗，指的是日月以下的神。近代礻昔祭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都不符合古礼，现在全部废除。又根据礼制，对人有益的神才祭祀。神州是国家的寄托，其余八州则与祭祀无关。近代通祭九州，现在废除八州等八座神位，只祭皇地祇和神州，以端正祀典。又汉建武年间封禅，采用元封时的旧例，在泰山圆台上封禅，四面都立石阙，各高五丈。有方石两层，里面藏玉牒书。石检十枚，在四边固定，东西各三枚，南北各二枚。外面设石封，高九尺，上面加石盖。周围设石距十八个，像碑的形状，离坛两步，下面的石跗埋入地中数尺。现在考察封禅，本是用来把成功告知上帝的。天道崇尚质朴，所以祭品用藁秸，酒樽用瓦甒。这种办法不在经典中，又违背了纯朴之道，决定废除。又近来考察梁甫是梁阴，历代在山上设坛，违背了处阴之义。现在决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另外，皇太子入学、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在太社陈列五兵、农闲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在辟雍养老等礼仪，都是周、隋所缺的，共增加二十九条。其余都依照古礼，广泛参考其他朝代，选择好的采用。太宗称赞，颁布于内外施行。
〔4〕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658奏上之，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上元三年676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677，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贺敳、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议定。则天时，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叔夏，每有仪注，皆令参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绍专知礼仪，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先天二年713，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归家学问。
唐高宗刚即位时，有人议论说《贞观礼》的条文还不够完备，于是高宗又下诏命令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和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和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人重新加以编辑修订，编成了一百三十卷。到显庆三年时呈报给皇帝，对旧礼进行了增减，并和当时的法令规章相互参照修改，高宗亲自为它写了序言。当时许敬宗、李义府掌权，他们所做的增删，大多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这套礼书推行使用以后，学者们纷纷议论，认为比不上《贞观礼》。上元三年三月，高宗又下诏命令依照贞观年间的礼制为准。仪凤二年，又下诏指出显庆年间新修的礼书很多地方不效法古人，要求五礼都按照《周礼》来执行。从此礼官部门更加没有依据标准，每次遇到大事，都要参考古今礼文，临时编撰制定。然而《贞观礼》和《显庆礼》这两部礼书，都同时沿用没有废止。当时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先后参与掌管这件事，又前后有博士贺敳、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人多次参与讨论制定。武则天时期，因为礼官不够精通明了，特别下诏命令国子博士祝钦明和韦叔夏，每有礼仪注疏，都让他们参与制定。韦叔夏去世后，博士唐绍专门负责礼仪事务，他学识广博、熟悉旧事，舆论认为他很称职。先天二年，唐绍担任给事中，因为讲武时礼仪失当，获罪被处死。这之后礼官张星、王琇又因为元旦的礼仪注疏有错误，被下诏免官，回家读书学习。
〔5〕开元十年722，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732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开元十年，唐玄宗下诏任命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门掌管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求改撰《礼记》，删去旧文，用当代的事情来编撰。皇帝下诏交给集贤院学士详细商议。右丞相张说上奏说：“《礼记》是汉朝编纂的，已成为历代不可更改的经典。如今离圣人时代久远，恐怕难以改动。现在的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朝都曾修订，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有些未能折中。希望与学士们进一步讨论古今，删改后施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起初命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人检阅撰修，多年没有完成。张说去世后，萧嵩代替他担任集贤院学士，才上奏让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命名为《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布给有关部门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