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一、《薛史》与《欧史》时有不合。如《唐闵帝纪》，《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欧史》作第五子，考《五代会要》《通鉴》并同《薛史》。又，《欧史·唐家人传》云：太祖有弟四人，曰克让、克修、克恭、克宁，皆不知其父母名号。据《薛史·宗室传》，则克让为仲弟，克宁为季弟，克修为从父弟、父曰德成，克恭为诸弟，非皆不知其父母名号。又，《晋家人传》止书出帝立皇后冯氏，考《薛史》纪传，冯氏未立之先，追册张氏为皇后，而《欧史》不载。又，张万进赐名守进，故《薛史》本纪先书万进，后书守进，《欧史》删去赐名一事，故前后遂如两人。其余年月之先后、官爵之迁授，每多互异。今悉为辨证，详加案语，以示折衷。
一、《薛史》与《欧史》时常有不合之处。比如《唐闵帝纪》，《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欧史》作第五子，考证《五代会要》《通鉴》都与《薛史》相同。另外，《欧史·唐家人传》说：太祖有四个弟弟，叫克让、克修、克恭、克宁，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名号。根据《薛史·宗室传》，则克让是二哥，克宁是四弟，克修是堂弟、父亲叫德成，克恭是其他弟弟，并非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名号。还有，《晋家人传》只记载出帝立皇后冯氏，考证《薛史》纪传，冯氏未立之前，追册张氏为皇后，而《欧史》不记载。还有，张万进被赐名守进，所以《薛史》本纪先写万进，后写守进，《欧史》删去赐名一事，所以前后就像两个人。其余年月先后、官爵的迁授，往往多有互异。现在全都进行辨证，详细加上案语，以表示折中。
〔32〕一、《欧史》改修，原据《薛史》为本，其间有改易《薛史》之文而涉笔偶误者。如章如愚《山堂考索》论《欧史》载梁遣人至京师，纪以为朱友谦，传以为朱友谅；杨涉相梁，三仕三已，而岁月所具，纪载实异，至末年为相，但书其罢，而了不知其所入岁月；唐明宗在位七年余，而论赞以为十年之类是也。有尚沿《薛史》之旧而未及刊改者。如吴缜《五代史纂误》讥《欧史·杜晓传》幅巾自废不当云十余年；《罗绍威传》牙军相继不当云二百年之类是也。今并各加辨订于每卷之后，庶二吏异同得失之故，读者皆得以考见焉。
第一，《新五代史》的修订，原本是以《旧五代史》为基础，其中有些地方改动《旧五代史》的文字时出现了偶然的笔误。比如章如愚的《山堂考索》指出，《新五代史》记载梁朝派人到京城，本纪里说是朱友谦，列传里却说是朱友谅；杨涉在梁朝当宰相，三次上任三次离职，但具体年月，本纪和列传的记载实际不同，到了他最后一年当宰相，只写了被罢免，却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上任的；唐明宗在位七年多，但论赞却说有十年，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沿袭《旧五代史》旧文而来不及修改的地方。比如吴缜的《五代史纂误》批评《新五代史·杜晓传》中“幅巾自废”不应当说是十多年；《罗绍威传》中“牙军相继”不应当说是两百年，类似这样的例子。现在我把每卷之后都加上辨别订正的内容，希望两部史书异同得失的原因，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来考察了解。
〔34〕臣等谨案：《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并目录二卷，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974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录《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殁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征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长。虽其文体卑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文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天司、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征，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于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晌《旧书》，而昫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于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厘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僭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搜罗排纂之意，则著于凡例，具列如左。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恭校上。
我们恭敬地考证：《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外加目录二卷，是宋朝的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等人编撰的。考查晁公武的《读书志》记载：开宝年间，皇帝下诏编修《梁唐晋汉周书》，由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共同编修，宰相薛居正等人监修。《玉海》引用《中兴书目》说：开宝六年四月戊申日，下诏编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日，全书完成，总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列传七十七卷，大部分依据各朝实录和范质的《五代通录》作为底稿。此后欧阳修另外撰写了《五代史记》七十五卷收藏在家中。欧阳修去世后，官府为他刊印发行，学者们才开始不专门研习《薛史》，但这两部书仍然同时流行于世。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下诏命令学官只使用《欧阳史》，于是《薛史》就逐渐衰微了。元明以来，很少人引用这部书，传世的版本也逐渐消失，只有明朝内府收藏有这部书，见于《文渊阁书目》，所以《永乐大典》中收录了很多它的文字，但是被分割摘录，已经混乱，不再是薛居正等人原来的篇章次序。现在我们恭逢圣朝重视文化、考究古事，搜集散失的文献，残存的篇幅和断片，都依次编排研究，我们恭敬地根据《永乐大典》各韵部中所引用的《薛史》，进行甄别记录、分条排列，编排先后次序，检查它的篇章，还能得到原来的十分之八九。又考查宋代人著作中引用了《薛史》的，每条都采录下来，用来补充缺漏，于是能够按照原书的卷数编纂成一部完整的书。隐晦的又重新显扬，散佚的又重新聚集，大概确实有神灵呵护，等待时机而出现，我们能遇到这样的幸事，实在不是偶然啊。欧阳修的文章远远超过薛居正等人，他删改史文的体例也特别严谨，但从宋代开始评论这两部史书的人，就各有主张。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胡三省编写《通鉴注》，都专门依据《薛史》而不采用《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等人，是一代学识渊博的人，他们的著作，对薛、欧二史也大多同时采用，而没有偏重或贬低。因为欧阳修的著作，都是删削旧史的文字，用意在于论断裁定，不肯因为记载繁杂琐碎而降低自己的文体，所以他的文辞非常工巧，但对于事实情节有时不够详细完备。至于薛居正等人奉诏编撰，本来就在宋初，当时执笔的臣子，还有很多亲身经历五代，见闻比较近，所以纪传都首尾完整，可以相信，因此遇到不同说法时，考核事实，往往以这本书为优。虽然它的文体卑弱，不免有叙事烦琐冗长的毛病，但遗留下的文字和琐碎的事情，反而借此得以流传，实在足以成为考古者参考的辅助。另外《欧史》只写了《司天考》和《职方考》这两种考，而其他的志都缺少，凡是礼乐、职官的制度，选举、刑法的沿革，上承唐代典制、下开宋代制度的，一概没有记载，也不如《薛史》的各种志对于文献史料的帮助大。大概这两部书繁简不同，各有各的体裁，学识上两者都有可取之处，难以偏废哪一个。从前欧阳修与宋祁撰写的《新唐书》，事情增加而文字简省，足以概括刘昫的《旧唐书》，而刘昫的书承蒙皇上表彰，现在仍然能列入正史，何况这本书文章虽然比不上欧阳修，但事迹较为完备，又怎么能让它隐没不显扬呢！我们恭敬地考证编排旧文，整理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僭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另外编目录二卷，而搜集编排的意图，则写在凡例中，详细列出如下。乾隆四十年七月恭敬地校对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