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于志宁，字仲谧，京兆高陵人。曾祖谨，有功于周，为太师、燕国公。父宣道，仕隋至内史舍人。大业末，志宁调冠氏县长，山东盗起，弃官归。
于志宁，字仲谧，是京兆高陵人。他的曾祖于谨，在北周有功，官至太师、燕国公。父亲于宣道，在隋朝做官到内史舍人。隋大业末年，于志宁被调任冠氏县长，山东地区盗贼兴起，他弃官回乡。
〔2〕高祖入关，率群从迎谒长春宫，诏授渭北道行军元帅府记室，与殷开山参谋议。薛仁杲平，识褚亮于囚虏中，迁天策府中郎、文学馆学士，引亮与同列。贞观三年629，为中书侍郎。太宗尝宴近臣，问：“志宁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宁品第四。”帝悟，特诏预宴，因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是时议立七庙，君臣请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志宁以凉非王业所因，独建议违之。帝诏功臣世袭刺史，志宁奏：“古今异时，慕虚名，遗实患，非久安计。”帝皆从之。尝谓志宁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以周、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太子幼，卿当辅以正道，无使邪僻启其心。勉之，官赏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数有过恶，志宁欲救止之，上《谏苑》以讽。帝见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丧免，有诏起复本官，固请终丧，帝遣中书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两立，今太子须人教约，卿强起，为我卒辅道之。”志宁乃就职。
唐高祖李渊进入关中时，于志宁率领同族在长春宫迎接拜见，被下诏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元帅府记室，与殷开山一起参与谋划商议。薛仁杲被平定后，在俘虏中识别出褚亮，升任天策府中郎、文学馆学士，并引荐褚亮与自己同列。贞观三年，任中书侍郎。唐太宗曾宴请近臣，问：“于志宁在哪里？”官员回答：“敕令召三品以上，于志宁是四品。”太宗明白后，特地下诏让他参加宴会，于是加授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当时商议建立七庙，群臣请求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于志宁认为凉武昭王并非王业所承袭，独自建议反对。太宗下诏功臣世袭刺史，于志宁上奏：“古今时代不同，追求虚名，留下实际祸患，不是长久之计。”太宗都听从了。曾对于志宁说：“古代太子出生后，士人背负他，就设置辅弼之臣。从前成王以周公、召公为师傅，天天听闻正道，习惯成性。现在太子年幼，你应当以正道辅佐他，不要让他心中产生邪僻。努力吧，官爵赏赐可以不按常规得到。”太子李承乾多次有过错，于志宁想劝止他，进献《谏苑》来讽谏。太宗看到后非常高兴，赐黄金十斤、绢三百匹。不久兼任詹事，因母亲去世离职，有诏令起复本官，他坚决请求服满丧期，太宗派中书侍郎岑文本敦促劝说道：“忠孝不能两全，现在太子需要人教导约束，你勉强复职，为我完成辅佐教导之事。”于志宁于是就职。
〔3〕时太子以农时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乐过度。志宁谏，以为“今东宫乃隋所营，当时号为侈丽，岂容复事磨砻彩饰于其间？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钳凿槌杵，往来出入，监门、宿卫、直长、千牛不得苛问。爪牙在外，厮役在内，其可无忧乎？又宫中数闻鼓声，太乐伎儿辄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宁，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纳。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宁复谏曰：“奄官者，体非全气，专柔便佞，托亲近为威权，假出纳为祸福。故伊戾败宋，易牙乱齐，赵高亡秦，张让倾汉。近高齐任邓长颙为侍中，陈德信为开府，内预宴私，外干朝政，齐卒颠覆。今殿下左右前后皆用寺人，轻忽高班，陵轹贵仕，品命失序，经纪不立，行路之人咸以为怪。”太子益不悦。东宫仆御旧得番休，而太子不听，又私引突厥，与相狎比。志宁怀不能言，上疏极言曰：“窃见仆寺司驭，爰及兽医，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亲，以阙温清，或室有幼弱，以亏抚养，殆非恕爱之意。又突厥达哥支等，人状野心，不可以礼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无益令望，有损盛德。况引内阁中，使常亲近，人皆震骇，而殿下独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张师政、纥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见志宁憔然在苫块中，不忍杀，乃去。太子败，帝知状，谓曰：“闻公数谏，承乾不听公，故至此。”是时宫臣皆罪废，独志宁蒙劳勉。
当时太子李承乾在农忙时节建造密室，一连几个月都不停工，又过分沉溺于音乐。于志宁进谏说：“现在东宫是隋朝建造的，当时就号称奢华美丽，怎么还能再在里面进行打磨彩绘的装饰呢？工匠和官奴都是犯法逃亡的人，拿着钳子、凿子、锤子、木杵等工具，进进出出，监门、宿卫、直长、千牛这些官员都不能严厉盘问。爪牙在外面，仆役在里面，难道能没有忧虑吗？又宫中多次听到鼓声，太乐府的乐师常常被留下不放出来，往年陛下曾亲口叮咛过，殿下难道不思考一下吗？”太子没有采纳。而太子身边任用很多宦官，于志宁又劝谏说：“宦官这种人，身体残缺不全，专门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假借亲近来树立威权，利用传达命令来制造祸福。所以伊戾使宋国败亡，易牙使齐国混乱，赵高使秦朝灭亡，张让使汉朝倾覆。近来的北齐任用邓长颙为侍中，陈德信为开府，在内参与宴会私事，在外干预朝廷政事，齐朝终于覆灭。现在殿下前后左右都任用宦官，轻视高官，欺压显贵，品级爵位失去秩序，法纪不能建立，连路上行人都觉得奇怪。”太子更加不高兴。东宫的仆从和车夫原来可以轮休，但太子不允许，又私下招引突厥人，和他们亲近嬉戏。于志宁心中实在无法忍受，上疏直言说：“我私下看到仆寺管车的官员，以及兽医，从春天到夏天，不能轮休。有的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因而不能尽温凊之礼；有的家里有幼小的孩子，因而缺少抚养，这恐怕不是宽恕仁爱的意思。又突厥的达哥支等人，外表像人而内心野蛮，不能用礼教来期望，不能用仁信来对待。亲近他们，无益于美好的名声，反而有损于高尚的品德。何况把他们引入内室，让他们经常亲近，人人都感到震惊害怕，而殿下却独自安心这样做吗？”太子非常愤怒，派张师政、纥干承基去刺杀他。两个人进入于志宁的宅第，看见他憔悴地躺在草垫土块上（守丧的样子），不忍心杀他，就离开了。太子失败后，皇帝知道了情况，对于志宁说：“听说你多次劝谏，承乾不听你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当时东宫的属官都因罪被废黜，只有于志宁受到慰劳和勉励。
〔4〕晋王为皇太子，复拜左庶子，迁侍中，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监脩国史。永徽二年651，洛阳人李弘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反，有诏不待时斩之。志宁以为：“方春少阳用事，不宜行刑，且诬谋非本恶逆，请依律待秋分乃决。”从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将下嫁长孙氏。志宁以为：“《礼》，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丧须终三年。《春秋》，鲁庄公如齐纳币，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家不讥，以其失礼明也。今议者云‘公除从吉’，此汉文创制，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斩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丧成婚，非人情所忍。”于是诏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顷之，兼太子少师。四年653，陨石十八于冯翊，高宗问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来以自戒，若何？”志宁对：“《春秋》：‘陨石于宋五。’内史过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系人事。虽然，陛下无灾而戒，不害为福也。”俄迁太傅。尝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俱赐田，志宁奏：“臣家自周、魏来，世居关中，赀业不坠。今行成、季辅始营产土，愿以臣有余赐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与二人。
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于志宁再次被任命为左庶子，升任侍中，加授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监修国史。永徽二年，洛阳人李弘泰诬告太尉长孙无忌谋反，有诏令不必等到秋决就立即处斩。于志宁认为：“正当春季少阳之气主事，不宜行刑，而且诬告谋反并非根本性的恶逆罪行，请依照法律等到秋分再处决。”高宗听从了。衡山公主已经按公除之礼脱去丧服，将要下嫁到长孙家。于志宁认为：“《礼》规定，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二十岁出嫁，有特殊情况，二十三岁出嫁，本来就知道遇到丧事必须服满三年。《春秋》记载，鲁庄公到齐国送彩礼，母亲去世未满两年就图谋婚事，两家没有讥讽，是因为其失礼是明显的。现在议论的人说‘公除之后可以从吉’，这是汉文帝创制的制度，为天下百姓考虑。公主身穿斩衰丧服，服丧期可以按例结束，但哀情不能按例改变。还在心中守丧就成婚，不是人情所能忍受的。”于是下诏让公主等待服丧期满再结婚。于志宁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兼任太子少师。永徽四年，冯翊有十八颗陨石坠落，高宗问：“这是什么祥兆？我想悔改过去、修治未来以自我警戒，怎么样？”于志宁回答：“《春秋》记载：‘五颗陨石坠落在宋国。’内史过说：‘这是阴阳之事，不是吉凶产生的根源。’事物本来有自然之理，并非都关乎人事。尽管如此，陛下没有灾祸而警戒，也不妨碍为福。”不久升任太傅。曾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一同被赐予田地，于志宁上奏：“臣家从周、魏以来，世代居住在关中，家产没有损失。现在张行成、高季辅刚开始经营产业，希望将臣多余的部分赐给不足的人。”高宗赞赏他，将他的田分给二人。
〔5〕显庆四年659，以老乞骸骨，诏解仆射，更拜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王皇后之废，长孙无忌、褚遂良固争不见从，志宁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衔之，后因杀无忌，坐免官，出为荣州刺史，改华州，听致仕。卒，年七十八，赠幽州都督，谥曰定。后追复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显庆四年，于志宁因年老请求退休，下诏解除其仆射之职，改任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王皇后被废时，长孙无忌、褚遂良坚决劝谏而不被听从，于志宁不敢说话。武后因为他没有帮助自己，怀恨在心，后来借杀无忌之事，于志宁受牵连被免官，外放为荣州刺史，后改任华州刺史，允许退休。去世时七十八岁，追赠幽州都督，谥号定。后来追复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6〕志宁爱宾客，乐引后进，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荐达也，为士议所少。凡格式、律令、礼典，皆与论撰，赏赐以巨万。
于志宁喜欢结交宾客，乐于引荐后辈，但（他）有很多猜疑和畏惧，不能有所推荐和提拔，因此被士人的议论所轻视。凡是格式、律令、礼典，他都参与讨论撰写，得到的赏赐以万计。
〔7〕初，志宁与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图，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詺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唯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七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佗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帝曰：“善。”其书遂大行。
起初，于志宁与司空李勣修订《本草》并绘制药图，共五十四篇。高宗问：“《本草》由来已久，现在又重新修订，有什么不同呢？”于志宁回答：“从前陶弘景将《神农本草经》与杂家《别录》合并注释，江南偏远地区，不全面了解药石，往往有错误，四百多种药物，现在考证订正，又增加了后世使用的一百多种药物，这就是不同之处。”高宗问：“《本草》和《别录》为什么是两部书？”于志宁回答：“班固只记载了《黄帝内外经》，没有收录《本草》，到南朝齐的《七录》才提到它。世人说神农氏尝药来拯救生灵，但黄帝以前文字没有流传，靠记忆传授，到桐君、雷公才记载于简册，但所记载的郡县，大多在汉代时期，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窜改记录其说法。《别录》是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中叙述花的叶子形状颜色，药物佐使相须，附在《本草经》下解说，所以陶弘景合并收录。”高宗说：“好。”这部书于是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