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来，一治一乱，旋相消长，未有去仁而兴、积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逮皇天悔祸，真人出宁，易暴以仁，转祸以德，民咸保其首领，收其族属，各正性命，岂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连乱结，非无忠良豪杰之士竭谋殚智，以缓民之死，乃湮没而无闻矣。否闭极而泰道升，圣人作而万物睹，指挥中原，兵不顿刃，向之滔天巨猾，摇毒煽祸以害斯人者，蹈鼎镬斧锧之不暇，岂非人邪！天与人相为表里，和同于无间。圣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归，国之所恃以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尧舜之盛，汉唐之兴，秦隋之失，魏晋之亡，南北之乱，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论朋党宦女，忠孝两全，义子降服，岂小补哉，岂小补哉！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自从有人类以来，社会一治一乱，交替消长，从来没有离开仁却能兴盛、积累仁反而灭亡的。五代时期不仁到了极点，那些祸乱失败、彻底灭亡、丧失一切的惨状，也正是它的报应。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有君主。当时，上位的人以残暴为己任，互相攀比刑杀，战乱不停，互相攻灭制造祸端，更换君主就像换一个官吏，改朝换代如同换旅馆，百姓的鲜血和脂膏涂满原野，尸骨暴露在低洼高地，君主和百姓互相视如野蛮人或草木，几乎都要变成夷狄了！直到上天后悔降祸，真命天子出现平定天下，用仁代替暴，用德转化祸，百姓都得以保全性命，收聚家族，各自安顿好性命，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当时华夏与夷狄相互践踏，战乱接连不断，并非没有忠良豪杰之士竭尽智谋，来延缓百姓的死亡，却都湮没无闻。闭塞到极点，泰道就上升，圣人出现，万物呈现，指挥中原，兵器不用磨砺（兵不血刃），从前那些滔天巨奸，散布毒害、煽动灾祸来残害百姓的人，自己跳进鼎镬斧锧都来不及，这难道不是人为吗！天与人互为表里，和谐一致没有间隙。圣人知道上天所帮助的、人心所归向的、国家所依靠来稳固的，就是仁，不仅仅三代是这样。尧舜的盛世，汉唐的兴盛，秦隋的失国，魏晋的灭亡，南北朝的混乱，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五代距离现在一百多年，故老遗民的风俗，往往快要断绝，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史官执笔的人，有的文采不足以照耀后世，道学不足以继承著述，使得五十多年间，废兴存亡的事迹，奸臣贼子的罪恶，忠臣义士的节操，不能流传于后世，后来的人无从考证。只有庐陵的欧阳修，慷慨地以之为己任，潜心多年才写成书，他的事迹实录，比旧史详细，而褒贬的义例，效法《春秋》，从司马迁、班固以来，没有这样的。至于议论朋党、宦官、女祸，忠孝两全，义子降服等制度，哪里是小补益呢，哪里是小补益呢！